玄学传统与简政珍诗歌中的反讽精神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20世纪的汉语诗歌与生命的关系曲曲折折，若即若离，但自从20年代尼采的超人学说输入中国，引起许多诗人的关注与喜爱之后，诗对于生命本体的思考和表现就成了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初期白话诗的代表郭沫若在《天狗》中张扬自我生命的“能量”，40年代冯至在《十四行集》中对自我主体的沉思：“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直到1989年海子将自己的生命终结本身变成一首悲凉的诗，汉语诗歌对生命的表达与思考始终是抒情主义的，是英雄主义的，自我的生命始终以一个悲剧的形象投入在诗人营构的诗的世界里。确实，在那样的抒情时代里，“在诗人，在一个质朴的心灵，一点神话本来就够了，哲学，作为一点小小的火焰，在神话或诗里闪烁一下就行了，何必要有论理的形式？”（唐湜语）所以诗评家面对这样的诗，总不忘用血与肉的相搏来捕捉诗中凝定的生命意象。简政珍虽然属于中生代诗人的代表，但他不属于那个抒情的、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作为一个慧根很深的诗人，不能不关注自我以及芸芸众生的生命状况，但他的学养结构、他的文化背景都使他走向了另一种对生命的考量之路。其实，在简政珍的诗歌创作中，“当闹钟与梦约会”时，就已经透露出了诗人在生命关注方面所采取的向度。梦是一种生命体征，闹钟是一种工业时代的产物，梦是游移的、模糊的，闹钟是机械的、预定的，这样两种事物的约会注定了生命在当下的被挤压的命运。生命的挤压既来之于不知从何而来的病症的威胁：“当水流失去了源头/当心湖注满了漂白水的涟漪/睁眼凝视你的/是阳光下周遭诡异的微尘/我必须起坐，去迎接/岸边SARS殷勤的呼唤”（《SARS的呼唤》），也来之于数字化时代里人对失去记忆的恐惧：“堤岸无所不在/回头你已不在岸边/背后，灰白的涛声/总会在数字中储存/然后被人遗忘/我们前瞻，展望声光/我们后顾，看不到自己的倒影”（《世纪末》）；既来之于“冷气房里”人的生存的日益枯燥：“我在条条的公文里/寻找隐喻与意境/试图将感受打1扮成各种案由”，“冷气房里/我是拉开窗帘时/所抖落的微尘”（《冷气房里》），也来之于“午后的玄学”中无法自我定位的焦虑：午后醒来，“窗打开窗/追逐遗失了追逐/我不知道这就是我”（《追逐自我的行星》）。而在人生的旅次，“一些五官只剩下/曾经垂涎，曾经/制造泡沫的唇舌/在水中等待/一些姓名的/再生”（《旅次》）；“家在咫尺/但开钥匙的动作/将留给午夜”（《城市二景》）。这些感觉，无疑是诗人的生命正在生发或承受的，但诗人却不能像我们的前辈诗人那样去抗争挤压生命的力量，因为在这个时代里，生命的被挤压恰恰是生命幸福的副产品。在整个社会将物质的超速发展视为人类福祉的时代里，你去同这种生命的挤压力量抗争，你不仅得不到古典诗人所追慕的那种英雄主义，那种悲怆情怀，反而会成为手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坷德，扮演一场历史滑稽剧的主角。所以，诗人不是用情感，而是用智慧来面对生命的被挤压；不是沉溺于生命的困境中自我呻吟，而是高踞于生命之上的审视。平静而略带一点冷意的语气，轻松而又略显一些无奈的笔调，反话正说，有时正话反说，表达的都是诗人对人类当然也包括诗人自己的当下生命状况的嘲讽。海德格尔不断地告诫过人们，人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但人类的知识越是进步，人类越是容易忘却或者说忽略海德格尔的这一告诫。二战以来，人类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成正比的速度一点点地摧毁着人类灵魂中的诗意。这不仅表现在月球探险、克隆成功已经破毁了人类几千年来对自然对生命的诗意想象，而且表现在文化的商品化、快餐化，思想的碎片化、琐屑化正在逐渐地解构人们审美意识中的传统诗意。简政珍作为一个曾经在知识海洋中游弋过的学院派诗人，对此是有锐敏的觉察和深切的感受的。诗人在《诗学断想》中就深刻地指出：“当文字变成口语变成口中的泡沫/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到诗”。但恰恰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中生代诗人与晚生代诗人的不同之处。在晚生代诗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