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功能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功能理论在其《狱中札记》中把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可被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所说的民间社会组织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在葛兰西看来，政治社会是由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组成，它们维护统治的手段是强制性的；而市民社会则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文化团体、学术机构等构成，它们以意识形态或舆论的方式进行维持。阿尔都塞有意识地发展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他认为，首先，应该看到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Stateapparatus)之间的区别。政权的更替并不意味着国家机器的推倒重来，原有的国家机器依然可以为新的统治阶级所用。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应该看到国家机器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不仅必须注意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区别，而且要注意另一类明显支持(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实体，但一定不要把这些实体同(强制性)国家机器混淆起来。我将这类实体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简称ISAs。”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包含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它们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非强制性国家机器，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工会、传媒及其文化和艺术，它们都是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只有一个，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有多个，“将它们的多样性统一起来的正是在主导意识形态(这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下的这种作用，通过其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尽管存在多样性与各种矛盾，实际上永远是统一的”。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任何阶级都不能长期地掌握国家权力而不同时掌握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或在其中施行霸权”。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的借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提出，“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使那些在以前看似远离意识形态的社会机构或社会活动，如体育、文艺、家庭、教育等等，在新的理论逼视下，也纷纷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在理清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存在之后，阿尔都塞的任务是要弄清楚，意识形态是如何使得人们建立起自身与真实生存状况之间的这种想像性关系，从而达到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目的的。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不仅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而且创造性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第二大功能，也就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对主体的“询唤”(interpellation)。事实上，阿尔都塞明晰地展现了意识形态的核心理论构件，这便是意识形态将个人询唤为主体。由于意识形态总是以神话、概念、观念和形象的再现来表达自身，而人们又是通过这些意识形态实践来建立起自身与真实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因此，意识形态便是以一个能够用来询唤或召唤个人为主体的体系登场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文化传统、习俗或宗教仪式来识别自身作为自由主体的身份，他们受“召唤”或“询唤”行为所引导，这些行为吸引他们的注意(召唤)，迫使他们去创造意义(解释)，使之参与到实践当中。在此，意识形态扮演了一种神秘媒介的角色，它在个体与其自身真实生存条件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而它自己则隐而不露。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的效果之一就是利用意识形态在实践意义上否定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意识形态决不说‘我是意识形态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询唤个体使之成为主体，二是(同时是)使个体(即主体)屈从于(subject一词皆具“主体”和“屈从”两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我们可以用广告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功能。消费的意识形态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