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高校毕生最恨的是他？翟天临效应被夸大了但是，这一归因，显然是把“翟天临效应”夸大了。“从严”并不是因为翟天临事件而起而是早就有的要求；各高校提出的严苛的论文查重率要求等，可能与翟天临事件有一定关系，但以论文查重率来审核论文是否原创，并非新的做法，今年只是进一步强化这种做法而且我们年末再回头去看，今年有多少学生真正是因为论文而没有顺利毕业的？“从严”更像是“虚惊一场”。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关注论文查重率，就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了吗？答案也不那么确定。翟天临效应2019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公告称，已约谈博士论文抽检问题突出的单位，这些单位必须做好五项整改工作。据报道，2018年随机抽检博士学位论文6572篇，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为10.4%。这一抽检力度可以说史上最大，而教育部随后的跟进约谈，则进一步显示了官方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这也被解读为“翟天临效应”。客观而言，这与翟天临事件是有一定关系的，在翟天临事件发生后，为回应舆论关切，教育部发文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及培养管理工作，要求各高校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要求加大对学术不端、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查处力度，露头即查、一查到底、有责必究、绝不姑息，实现“零容忍”。而从严要求本科生，则在翟天临事件发生前，就已经作出部署。教育部于2018年接连印发《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要求严格实行论文查重和抽检制度，建立健全盲审制度，严肃处理抄袭、伪造、篡改、、买卖毕业论文等违纪问题，确保本科毕业生论文（设计）质量。因此，要求严把毕业出口关，不能全部归因所谓“翟天临效应”。当然，高校要求查重率控制在20%以内，甚至8%以下，则有一定“翟天临效应”的意味。据媒体报道，如此严苛的论文查重率让很多应届毕业生“瑟瑟发抖”，于是跑到翟天临微博下吐槽。因此，从论文抽检和论文查重看，翟天临事件虽属教育与学术丑闻，可是，却产生了积极的正面效应，推动我国教育部门、高校建立论文抽检制度和查重制度。在一些学校的落地过程中，或许有简单粗暴之嫌但整体上还是积极的意味更大。人才培养质量不能光看论文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通过论文抽检和查重，真能严把毕业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吗？未必。以查重率来审查论文目的是防止学生抄袭，然而，要“降重”是十分容易的，只要把稿子“洗一遍”，或者把语序全面颠倒，就可降低查重率。与严苛的查重率对应，是新生的查重乱象：一些学术期刊网，推出了“降重”服务，把降重变为一门生意；而基于查重机制，一篇胡编乱造的文章，没有一句看得懂的人话，也是很可能通过查重的。甚至有学者指出，查重将阻碍真正的学术传承与创新。当大家把精力用于应付查重率要求时，提高论文质量，就变为笑话。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是依靠软件检测、查重，而必须依靠踏踏实实的课堂教学，严格的过程管理与过程评价。这就是《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所提到的“强化指导教师责任，加强对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但从高校的具体办学实际看，在强化指导教师的责任方面却作为不大。如果指导教师切实履行职责，就完全可以了解学生开展研究的情况，杜绝学生造假、抄袭。现实是，一些指导教师平时根本不指导，学生的论文也不好好看，反而以查重来推卸指导责任——查重只能检测复制比，并不能评价论文的质量。指导教师之所以如此，是他们也在应付论文考核指标，忙着炮制论文。因此，虽然今年的毕业生叫苦，可他们更多的精力是花在“降重”上，而不是“提质”上。所谓的从严要求，只是形式上的“从严”，这并没有本质变化。包括不少媒体报道大学集中退学不合格学生，把这解读为“从严”，这也是过度解读。类似这样集中退学不合格学生的新闻，早在20年前就有了，但这20年间，高校的育人模式并无根本变化。实现大学的“现代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