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的主体性”与东方文化思维的后全球化视野“全球化”的问题已经是一个争执了多年的问题。然而，正是眼前的世界似乎正在使之成为一个越来越切近的“现实”的时候，可以发现，“全球化”的问题，其问题的“全球”性，似乎曾经使得任何思维都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一种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全球”在这里变成一个严格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照客体和对象。到目前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能力和理论想象力从这个思维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泥沼中挣脱出来，一些有关超越“全球化”的说辞不是空洞无物就是缺少想象力。于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客体”和“对象”意义上的“全球”，成了不可超越的思维的地平线和思想压力圈，成了任何思维中有意无意地预设的先验前提。这同样构成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它是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反映)的僵化、空洞的意识形态本身。在这种情况下，转向思维的主体性维度——这个各种“全球化”的思维在冲向思维“极限”的疲惫与无奈中涣散和放弃了维度，并不是“全球性”的“压力”和“边界”将我们逼回到这样一个维度上来，而是任何思维“辩证”进展的必然步骤。本文就是试图将东方文化思维问题，从“负的主体性”机制的维度展开一种“后全球化”视野的尝试。一、东方文化思维之“负的主体性”：从一个“美学”问题出发这里所说的关于东方文化思维的问题，其中的“文化”不是指狭义的精神性的文化产品，而是主要涉及公共价值问题(因此与“政治哲学”的探究领域有很多重叠)，因而这里不是从精神性文化产品的角度去考察蕴含其中的东方思维的静态“特征”，而是探讨作为“类”生存的文化价值实体的中国和东方人的文化意识、文化认同和文化与文明政治的主体性机制。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结论是，东方文化思维必须坚持一种主体性维度，但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主体性，而是具有特定构成机理和展开机制的主体性：“负的主体性”(negativesubjectivity)，这是出自于全球化／后全球化的文化与文明政治的具体情境的现实选择，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精神的本质呈现。本文生造出的这个“负的主体性”(negativesubjectivity)的概念，也许会让人联想到英国诗人济慈关于“消极能力”(negativecapability)的说法。济慈的问题大概讲的是艺术创作的心理机能和心理状态，它指的是创作主体只有保持一种虚灵的心境，才能使审美经验和艺术想象得以充分自由地呈现与展开。这似乎是一种无从用力的能力，一种与主体的意图和欲望方向相反的心灵运作，因此翻译为“消极能力”也差强人意。然而，这样的一种艺术理论在中国古代的相关文献中却并不鲜见，早在像《庄子》中的“心斋”、“坐忘”说，基本可以说是“消极能力”的同义词，不过《庄子》却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美学问题，而是同时也在讲述其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这里的中心问题在于主体如何拥有审美经验或者世界经验，也就是如何思考和面对主体面前的世界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西方浪漫主义美学和中国哲学的共同点是，主体不是通过一种主体性的“正”向的复制和扩张，而是通过在一个层面、阶段上保持为虚灵的主体性，来达到在另一层面、阶段上的更为充实的主体性，因此，可以称之为一种“负的主体性”。---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详细比较这一问题并非这里的目的所在，不过这一问题的深长意味可能正在于，对于济慈来说，这是一个美学问题，但它对于东方文化思维及其与东方文化问题的联系来说，都不是一个美学问题所能包括的。或者也可以说，在东方文化世界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学问题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一个狭隘的合理化领域和专门职业，而是作为一个生命和生活世界的内在价值问题，与全体的生命经验与生活世界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就以同一部《庄子》来说，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得出的一个著名的结论却是：“庄子的哲学是美学”，这其中的文化意味就是，作为对于世界的总体性反思的哲学思维，实际上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能是“哲学”意味最强烈的庄子式的哲学思考，被认为只不过是对于一些“美学”问题的思考。这等于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