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一直是西方人（其实不只是西方人，也有一些东方人--比如日本人）孜孜以求的理想。他们在物质生活层面尚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中世纪，就高举着十字架，以上帝宠儿的姿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企图从精神上拯救沉溺于物质享乐中的芸芸众生。历史上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其实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人，而是来自西域的佛教徒，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也是带着一脑门子的虔诚到印度求取真经的唐朝僧人。从那时起，统治中国士大夫思想的儒教伦理开始松动，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形成了儒、道、释三分的天下。利玛窦是16世纪来华的第一位有影响的传教士，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致力于在中国的贫苦人民中间发展教徒，结果收效甚微。他最终明白，必须争取中国朝廷上层人物和士大夫的支持，他的传教事业才能取得成就。他以数学、天文学、机械学、制图学诸方面的造诣与中国学者交流，以影响他们。利玛窦1610年去世，不久，一位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家庭的年轻人汤若望受其影响来到中国，他以渊博的知识，成功地与北京官场上的要人建立了紧密联系，成为明末清初中国官方的天文、历法权威。紧步汤若望后尘的是比利时牧师南怀仁，他于1659年来到西安布道，1660年，清顺治帝召他到北京协助汤若望开展天文历法研究。从此，西方传教士中的技术派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挟科学之利器，试图影响中国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场交易中获利的其实是中国人；当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求时，他们便拿来利用，他们付款公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给予别的东西；大凡他们不关心的，一概嗤之以鼻。”技术派的失败使后来的传教士们不断改变手法，19世纪后，他们把星象学换成了现代医学，与博爱主义和商业贸易的拓展并驾齐驱。1834年10月26日，美国纽约长老会牧师伯驾在广州登岸，在他的努力下，翌年11月，有40张病床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开业，头三个月就治疗了900多病人。伯驾和在广州的其他西方医生决计使医院制度化，在随后的50年里，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中国治疗了约100万病人。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饱受西方列强的欺侮，使伯驾救治过的中国患者们依然对十字架下的博爱和仁慈充满了浓厚的成见和彻底的敌意。他们“虽然长期行医，认真攻读汉语，试图让中国‘通过上帝的荣光’获得自由，到头来还是为自己的技术所限制，遭到他本意施爱的人民的绵无尽头的怨恨。”十六、十七世纪，先是葡萄牙、苛兰商人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商，苛兰人一度占据了台湾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先是英国后是法、美、俄、日等西方列强打着商业贸易的旗帜，以坚船利炮开路，打开了中国沿海地区的通商口岸，在重要的沿海沿江城市建立了租借地，大批肩负技术、医疗、文化、教育、商业、政治、军事任务的西方人涌入中国，开始了他们改变中国的又一轮大实验。翻一翻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不难看出，西方人（包括掌握着共产国际的苏联人）和后来居上的日本人一直图谋“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甚至从人种和灵魂等各个方面彻底的‘改---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变中国’！”在这一百年里，有五个国家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先是英国，它在两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一系列事件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次是法国，它参与了1860年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在用宗教和通商打开清朝大门的同时，也步紧随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开始向东南亚扩张，终因越南问题与清朝发生冲突，引发了1884年的中法战争。再便是俄国和以后的苏联，老沙皇十分阴险，一面多次在中外冲突中充当和事佬，扮演调停角色，一面伺机侵占大片中国领土（为列强中掠夺中国领土最多者，且永久占有）；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更大，如果说老沙皇的目的仅仅是单纯地为了攫取中国北部的领土，控制东北和外蒙，那么，新沙皇比老沙皇的胃口就更大，它不仅有领土方面的要求（暗中鼓动外蒙独立，二战后期出兵东北，重新占领旅顺口和北满铁路），而且在政治上，苏联从1921年至1936年实际控制着中国共产党，操纵着中国革命，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