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频繁地发生，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使社会动荡、人口减少，经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合理、合乎人道的政治经济体制，它虽迫使新生政治势力对生产关系做出部分调整，但不久以后体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难也便再一次进入循环。本文无意全面说明农民起义的性质并对之作出辨证的评价，只是单就农民起义的负面意义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力求从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的统一的角度去看待农民起义，提供一个不同于正统历史教科书的理解农民起义问题的视角。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支支充满反叛精神的义旗插上了古堡的城头，然而，正如梁山水泊忠义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开始飘扬，忠义堂内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级森严一样，起义军城头的黄旗刚刚插定，城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早已布置完毕。金字塔的等级体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丝毫没有损伤。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就处于极为稳定的状态，儒家思想、君主专制与小农经济构成稳固的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三者血肉相连，形成一个坚硬的板块，永远无法自我更新、突破。农民是这一体制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往往是一个旧王朝的终结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王朝的起始点。农民起义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他们自身所无法突破的体制，即在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这一牢不可破的体制中，作为小农经济的经营者与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们无法认识到专制政治正是其苦难的根源，更无法突破这一体制。农民起义是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模式中，利益受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的始终是农民阶级，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一场可歌可泣的故事，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有元曲悲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之苦，苦于体制而非苦于王朝，而同时，百姓本身却正是这种体制的构成基础！他们所希望的拥有土地，实现原始的平等，也仅仅是希望权力不要过多地干预生产，让他们太平地过"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小农生活而已。农民起义的目的，便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维护那样的制度。"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心理，使农民军一夺得政权，立即因习前朝体制。就如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所说："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农民对体制的心理、情感依赖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中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道与释只不过是在儒家达不到的地方做零零碎碎的补充，甚至被改造、吸收、利用，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战国以降中国人的思想基础与中国的文明模式，早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就已基本奠定。中国的文明模式，正如启良先生所表述的："由周公开创到汉武帝定型的中国文明模式，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均体现为一个大写的\'德\'字，或者说是以民本主义为主旨的。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国人的价值支柱。"（见启良《中国文明史》）儒学经典著作对理想社会有着种种动人的描述，大同之世，以德治国，修齐治平，仁义思想，为人民勾画出一个由完美无缺的圣人统治，等级井然有序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历代的儒学大师们纷纷对这种完美社会的实现进行探索。在中国文明模式中，"仁"与"礼"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由品格高尚的统治者实现圣人统治。然而，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以道德制约权力纯属一种空想，要求统治者通过内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从而自觉运用可以随心所欲的权力为人民造福，就如羊羔要求恶狼改变肉食习惯一样。事实上，权力本身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把幸福的希望交付给集权的机构或个人，就像把自由交付给魔鬼。权力只有得到分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