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三品说的人性论和社会伦理思想（一）董仲舒吸收了邹衍的“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说法，并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历史观。董仲舒的历史观是复古主义的循环论，他为了论证汉王朝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三统’’、“三正”的学说。“三统”就是黑统、白统和赤统。“三正”就是夏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寅月以黑色为上色，因此夏为黑统，丑月以白色为上色，商为白统，子月以赤色为上色，周为赤统。历史的变化，就是三统的周而复始。汉代继周而起，应以寅月为正月，这就叫做“改正朔，易服色”。用这种办法表示一个新的朝代统治者重新受天命，所谓“新王必改制”就是指履行这种类似宗教的仪式。很明显，“三统三正”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意义不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强调“尊今”，而“三统”说则强调“治古”，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历史上虽然朝代更替了，但封建制度的根本原则是没有任何变动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不能有任何触动的。历史的每一循环，都不过是复古的表现，所以他又提倡“奉天而法古”，他说“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楚庄王》）。照董仲舒的说法，“三统”是“三而复”。还有“再而复”，“四而复”，“五而复’’，“九而复”的各种东西，随着朝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改变是循环的，“复”就是循环。这种复古主义的历史循环论，论证了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可见董仲舒吸收了五德说的历史观的一些思想资料，但加以改造，使之为已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服务。董仲舒在人性论问题上，提出了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也可以不叫做性。只有中民之性，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可以叫做性。中民之性是指多数人的人性能够接受封建统治者的教化而言，他认为人性虽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他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实性》）因此，要达到性善，必须经过统治者的教育，他说：“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而担当教育者的责任的就是封建统治者，他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圣王的任务是“继天成性”，即奉天命教化百姓，使百姓成为善良的人。因为在他看来，“民之号取之瞑也”（《深察名号》）。把“民”说成“瞑”，侮蔑劳动人民都是昏昏沉沉冥顽不灵，必须经过统治者的教化才能觉醒。在中国哲学史中，志和功，义和利，经和权是儒家伦理思想三大主要范畴，对此，董仲舒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志和功，志是行为者的主观的动机，功是行为的效果。主张动机论的注重志；主张效果论的注重功，董仲舒的伦理学说明确地主张“动机论”。他的主张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董仲舒的这两句话，后来封建社会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经常引用，有很大的影响。关于义和利，在中国哲学中，义和利问题，还包含着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董仲舒也作了回答。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bt性三品说的人性论和社会伦理思想（二）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身之养莫重于义》）这里所说的“义”，是指道德的原则，“利”是指物质生活的利益。从这几句话看，董仲舒认为义和利，对人说来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他接着又说：“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身之养莫重于义》）这是说，归根到底，义比利更为重要。他论证说：“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人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身之养莫重于义》）董仲舒这里所说的也是“义利之辨”的一个方面，虽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