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效率演变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基于SBM模型和省际面板数据估计---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生态效率演变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基于SBM模型和省际面板数据估计张子龙1,3，王开泳2，陈兴鹏1,3（1.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甘肃兰州730000；2.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3.兰州大学中国西部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00)摘要：本文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计算了2003~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生态效率，并对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利用Tobit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经验关系，以探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态效率普遍较低，且生态效率均值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与经济空间格局类似，基本呈现东部地区高，西部地区低，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且此种空间格局在研究期间没有大的变化；（3）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对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负效应，即短期内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大于创新补偿效益；就长期而言，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提升表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对产业结构、城市化、技术等控制因素的“倒逼机制”实现的，但倒逼机制的作用有限。关键词：环境规制；生态效率；SBM；Tobit模型；面板数据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01652,41101126）；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20120211120026)；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lzujbky?2013?132)作者简介：张子龙（1982-），男，新疆伊犁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王开泳（1980-），男，山东滕州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陈兴鹏（1963-），男，甘肃庆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F062.2文献标识码：A：1006-1096(2015)03-0126-06收稿日期：2014-03-18一、文献评述目前，关于环境规制对效率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且集中于环境规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遵从成本说（ComplianceCost）”，即环境规制会额外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的产出，导致生产和竞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能力的下降（Jorgensonetal，1990；Grayetal，2003）。即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之间，只能取其一。遵从成本说主要是基于静态分析视角，重点关注的是规制成本；二是“创新补偿说”（InnovativeCompensation），即合理设计的规制政策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产出率，降低成本，从而抵消环境规制和创新投入本身所带来的额外成本（Porteretal,1995；Mazzantietal,2009；黄德春等，2006；王兵等,2008；原毅军等，2013）。在以上两类观点的基础上，随着计量分析方法的发展，学者们就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观点，如环境规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呈U型关系（熊艳等，2011；沈能，2012a）；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不同（张成等，2010）；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同等等（Bocher，2012；原毅军等，2013）。关于环境规制对环境效率、资源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影响，目前大部分研究把资源、环境因素作为投入成本或“坏”（非期望）产出要素，并将其纳入生产函数中，考察技术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情况（李谷成等，2011），并没有单独估算资源或环境效率，且没有深入探索环境规制对这些效率变化的具体影响程度与机制（Salmietal，2012）。仅有少量研究将DEA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对地区（陈德敏,2012;李胜文等,2013;尤济红等,2013）或行业尺度（沈能，2012b；李玲等，2012）上环境规制和资源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未形成统一结论，如有的研究结论认为两者之间符合“U”型关系（李胜文等，2013；李玲等，2012），也有学者提出了倒U型关系（沈能，2012b），更有学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