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逝去的民国多样化历史叙述[导读]民国时代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学习了舶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这一时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民国热”虽喧闹一时，但终究冷却了，留在世人脑海中的多是林徽因的三角恋，辜鸿铭爱小脚，抑或是刘文典与蒋介石对打之类的趣闻。也有人煞费苦心地搬出所谓的“民国精神”，甚至从历史的棺椁中挖出“北大精神”，来抗衡物欲横流、价值缺失的当下。乱哄哄一场好不热闹，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民国时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还有历史研究与著述的争鸣与辉煌，还有一群至今闪耀光芒的学术大师。那是晚近多样化历史研究与著述的辉煌年代。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多样化历史写作瞬间走向高潮，又是什么力量使它昙花败落，遗恨后人？站在新世纪物质繁荣的孤峰上，回顾那个时代，我们应该保留怎样的温情与敬意？一、争鸣与辉煌：特殊年代的多样化历史叙述1.疑古出新：新考据学引领下的整理国故对当代人来说，提到民国学术，首先呈现在脑海里的是个性鲜活的国学大师们。民国之所以出了这么多国学大师，与独特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的中国学术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是借鉴西方，但依然受到本土学术方法和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所以在研究领域上不得不以本国历史文化为重心。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以广义的史学，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国学”为主。民国时代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学习了舶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这一时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以及进行历史与文化的阐释。胡适是实用主义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推崇古史研究，倡导疑古主义，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以及师承于胡适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更是将“新考据学”发挥到了极致。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东渡日本，以清朝遗民身份做整理国故的工作，后来开创了甲骨文、金文等古史的研究。王国维提倡将文物考古新材料与传统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研究古代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在二重证据法指导下的国学研究为他赢得了国学大师的美誉。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底后，老师罗振玉继续做着金石方面的考证与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三代吉金文存》成为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即疑古派，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们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探究古代的历史，揭露先秦两汉古书上关于古史的记载，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到民国30年，该学派出版了七册《古史辨》，学界震动。同一时期，陈寅恪开启了佛教史、边疆史，隋唐史的研究；吕思勉则撰写了中国通史，和深入研究了各个朝代的断代史；蒋廷黻则开始近代史以及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与叙述，并开创性的从外交的角度研究近代史。同时，左翼历史学家与主流史家的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论战，拉开了学术争鸣的新时代。2.百家争鸣：学术论战时代成果丰硕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政治权力的控制力便会下降，学术文化多会活跃，各类人才也会出现，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从某种角度讲，民国也是乱世，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在激烈的变革与不断的转折中徘徊与彷徨。民国时代，思想异常活跃，学术流派庞杂多样，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不同的是，民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激烈碰撞与交融的时代，是与旧传统说再见以及迎接新文化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后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学术思想各流派争鸣的景象，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种主义相继涌现。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流派围绕着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无政府主义展开了三次大论战，催生了一大批左翼史学著作。20世纪30、40年代涌现出的优秀著作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邓初民的《社会史简明教程》，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