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的症结唐逸《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基督信仰传华以来，有十五个世纪的长远历史，自入华伊始，便致力于本土化，却迄今未见成功，未尝建树一种略类于中国佛教的中国基督教，根源究竟何在?或谓近代基督教在华广传，乃以不平等条约为先导，颇有文化侵略之嫌。中华民族的自尊受到挫伤，故对基督信仰较之其他外来信仰，拒斥特甚。近百年来便有多次民众性的运动，皆与拒斥外来基督教相关，如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二十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皆是。在此历史形势下，基督教广传则广传矣，深入本土文化则缺乏和平交融的心理基础。此论虽似有历史实据，然仔细思量，实不构成充足理由。一者，反基督教运动大抵局限于近几十年之内，而基督信仰入华有近十五个世纪的历史，何以长久未能广传华化?假使在1900年以前早已本土化，尚会发生近代之反基督教运动乎?二者，以佛教为例，入华以来又何尝未曾受过多次的反佛运动。北魏太武、北周武帝，唐朝武宗以及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皆恃朝廷的权势，远较近世的反基督教运动为惨烈，而儒道二家历代多次的辟佛运动，也比“反基”的宣言批判有过之无不及。然而佛教终于融会中国社会及文化心理特质，形成独具中国风貌的三论、天台、华严、净土、禅宗，长久以来，早已形成儒道释三教渐趋交融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基督信仰，无论借着什么时势广传，也只处于这个文化传统的边缘。五四时代以来，曾对传统文化进行长期而系统的毁坏，社会体制亦长久处于震荡嬗替之中。不论在制度抑意识层面，固有的儒道释传统皆已成支离疏叟，却并未溘然长逝。扭曲凋蔽而又杂学旁收的传统意识，仍然支配着国人的一言一行。处于这支离文化中心的仍是儒道释，而基督信仰亦仍居边缘地位。何以如此?既然舶来信仰大抵经过颇相类似的风雷之变，故用外部条件说明其归宿之殊途，恐难服人。印度佛教得以融会中国文化，说明两种文化在根本观念上必有相通之域。基督信仰未得融入中国文化，亦说明两种文化在世界观上有拒斥之域。皆以内在的条件为依归。外在条件只是提供一种机遇而已。具体言之，基督信仰所代表之文化系统，特具一种目的论世界观，就本文宗旨而言，可自目的论历史观立论。犹太文化传统，自古以来强调独一上帝创造世界以及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救主等观念。这里蕴涵目的论的历史观。时空的推移，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一种神圣计划得以实现的过程。宇宙的秩序，历史的进展，皆不是自在的存在，而依存一自在永在、既外在于时空世界又以特殊启示临在于历史的神圣力量。故犹太文化的历史观是一种神圣的启示的目的论历史观。这便是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基础。西方希腊文化得以接纳基督信仰，根抵是一种在逻辑结构上并不全相同，因为西方没有特殊启示和弥赛亚传统，但有相通之域的历史观，即希腊目的论历史观。古希腊悲剧的构成因素便是人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命运在神，也就蕴涵历史的神圣性。努力在人，但人的努力终归为神的目的所挫败。德尔菲的神示永为模糊两可，不是人的理性所能猜透。克雷安提斯向宙斯的祈祷，是祈求按个人的努力行事。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一个具有神圣秩序的本体界。《裴多篇》描述的地表以上的光明世界，被汤因比拟作奥古斯丁的上帝城。(A.Toynbee，CivilizationonTrial、TheWorldandtheWest，ClevelandandNewYork，1963)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亦是一个目的论的世界。希腊化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伊涌救赎模式，已向犹太传统靠拢。加上斯多葛主义的目的论宇宙观，便是希腊文化接纳基督信仰的思想基础。在根本论域，两种文化不是异质相斥，而是有着广阔的在观念结构上同质的融会领域。中国文化的宇宙图景则不同。在中国人的思维视野中，历来没有具神圣秩序的本体界与现象界相分离的观念结构。历史的进程并不体现一种神圣目的之实现。上帝的创世与救赎计划之类的思维模式，根本在中国文化视野之外。上古的人格神祗，诸如《诗经》《尚书》中的上帝、天帝，虽然受到敬畏，在人采取行动时或亦引用其意志，但神的意志既无启示诫命又不与人交通，十分模糊分散，并不构成秩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