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中国正义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政治效应所谓“中国正义论”(ChineseTheoryofJustice)，指的是关于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义观念，尤其是儒家的正义思想在现代语境中的理论阐释。中国正义论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然而在“西学东渐”以后被人们长久遗忘了。当代国际国内的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实践，迫切需要建构一种真正普适的一般正义论，即“中国正义论”。一个传统的集体失语首先是汉语“正义”与西语“Justice”(正义)之间的语义对应问题。西语“Justice”在汉语里的直接对应词，就是“义”或“正义”;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用汉语的“正义”去翻译西语的“Justice”。两者之间既存在着“非等同性”，因而是值得加以比较的;然而同时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可对应性”，因而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作为中国正义范畴的“义”，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荀子直接表述为“正义”：“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传》曰：‘从道不从君。’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荀子·臣道》)这种关于“正义”或“义”的理论，其实就是通过儒学话语而表达出来的古典的“中国正义论”。众所周知，关于“义”或“正义”的问题一直是儒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并在关于“仁义”、“礼义”、“义利”等话题的讨论中得到充分展开，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系统的理论资源，形成了一种作为东方价值观的中国正义论传统。然而遗憾的是，自近代“西学东渐”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正义论便随着“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而被屏蔽了。其严重结果是：在今日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在关于正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讨论中，处处充斥着“西方正义论”的话语霸权，而不见“中国正义论”的踪迹。无论在学术研究文本还是在现实生活的言谈中，“中国正义论”都成了一个空白。这是一种可悲的“集体失语”：人们往往只是在津津乐道地表达着西方的正义话语、转达着西方的正义观念、传达着西方的正义立场。这就造成了一种严重的错觉，似乎中国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曾有过自己的正义论。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没有自己的正义观念，因为任何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的正义问题需要解决。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传统的民族国家来说，这样的正义问题的解决，必有其理论的形态，这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正义论。如上所述，中国历来就有自己的正义观念、思想和理论。重新发掘并系统阐释这样的正义思想资源，从而重建“中国正义论”，乃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理论家的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正义的呼唤近年来，关于正义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学术热点，这无疑有其深刻的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实生活缘由：当今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种种不正义现象。就国内情况看，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种种不正义现象。所谓“改革”，本质上也是，或者说应该是一个在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上不断革故鼎新，以消除不正义现象的过程。然而不正义现象绝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国内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国内问题。例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之所以撰写影响广泛的《正义论》，“绝非出于纯学术的偏好，而是响应社会的感召”(何怀宏)，其现实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生活中存在严重的不正义现象;具体地说，那就是呼应美国人民对社会中所存在的不正义现象的不满与困惑。就国际情况看，当今世界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中，更普遍地存在着众所周知的不正义现象。尤其值得警惕的，乃是西方强权借“正义”之名，而行不义之实的行径。这种“名实淆乱”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政界人物在以施特劳斯(LeoStrauss)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新帝国”政策。他们以古罗马帝国的当代继承人自居，以超越国际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的所谓“美好生活”(GoodLife)理念为依据，来“辅导”(tutoring)整个人类，试图将这种“崇高的”理念及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强加给各国人民，并以此来制定其政治、军事、外交战略，其实这不过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