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务之急是制约权力和资本幸福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干涉他们的私领域。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其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孙立平，著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先后出版《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孙立平关注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以观点新锐、犀利著称。2006年被《南风窗》杂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幸福不能变成被幸福，实现幸福要摆脱现在的发展思路，实现幸福要以实现公平正义为主线……”带着何谓幸福、怎样建设幸福社会的思考，国内知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近日走进广东省委常委会集中学习讨论会，给省委、政府、人大、政协、法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做了题为《关于提升幸福感的几个问题》的辅导报告。“课前”，孙立平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定义幸福要幸福，不要“被幸福”南方日报：您怎样定义幸福?孙立平：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1个小时。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南方日报：您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孙立平：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南方日报：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孙立平：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南方日报：现在我们谈幸福，恐怕是因为我们不幸福。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孙立平：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