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1期Vol.26No.1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angfang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sEdition）2010年2月Feb.2010收稿日期：2010-01-02艾青在新时期初出版的《艾青诗选·自序》中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今年六十八岁。按年龄说并不算老，但是，有许多年轻的朋友都死在我前面，而我却像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1］3“活着过来了”这句话，出自一位历尽苦难、年近古稀的诗人的口中，该含有多少一言难尽的意蕴！从中不难体察到艾青20多年来所遭受的精神的与身体的折磨，以及他在对抗这种折磨中展现的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亦可寻觅出他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与依据。艾青的归来，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是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正是先有了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后来才形成了文学史上对一群有特殊经历与特殊成就的重要诗人和作家的称谓：“归来诗人”与“归来作家”。归来的艾青带给诗坛的不只是惊喜，不只是振奋，也不只是那些广为传播的佳篇名句，更重要的是他对长期以来与主流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的高度政治化的诗歌伦理的突破。诗是人类从审美角度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伦理则是人类从道德方面把握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诗的创造是美的创造，伦理的追求是善的追求。诗与伦理都可以启迪人们的心灵，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从本质上讲，诗与善是相通的，唤起了美的情感，也就唤醒了善的觉悟，唤起了善的觉悟，就会自觉去追求一切美好的东西。诗歌伦理追求的是美与善的统一，要求以诗的方式来呈现其伦理内涵。这种内涵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在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年代，诗歌被政治所影响，政治的伦理即是诗歌的伦理。一旦政治出现偏差，诗歌也会跟着迷失。艾青曾对“四人帮”统治时期的诗坛有这样的批判：“政治上的堕落带来了艺术上的堕落。政治成了标签，艺术就成了卖淫妇脸上的脂粉。文艺变成了篡党夺权者的吹鼓手，出现的不外是既空洞而又虚假的豪言壮语。在文化艺术的荒原上举行的打道场，是典型的宗教迷信与格杀勿论的混合。”［2］复出的艾青是诗坛拨乱反正的领军人物。在新时期之初，他不仅多次在讲话中、在文章中抨击了极左政治对诗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消极影响，而且用他的富有光彩的诗歌创作恢复了诗歌伦理应有的内涵。艾青有一颗渴望自由的心灵。早在1939年所写归来的艾青与新时期的诗歌伦理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100089）摘要：艾青亲身经历的国家的不幸和个人的苦难，他所保留的诗人的良知，他所意识到的诗人的职责，决定了他归来后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思辨色彩。当下，距艾青所处的拨乱反正的时代已过去了30年。许多年轻人读到《在浪尖上》等诗作中的落实政策的呼唤，已很难再激起如当年读者那样强烈的共鸣。这在让我们为艾青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未能超越他20世纪30年代曾达到的高度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如何把伦理的内涵通过诗的审美评价表现出来，把美与善统一起来，从而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诗歌伦理。关键词：艾青；新时期；诗歌伦理：I207.25文献标识码：A：1674-3210（2010）01-0001-04作者简介：吴思敬（1942-），男，北京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诗探索》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理论研究与中国当代诗歌批评。·1·的《诗人论》中他就说道：他们能向世界要求什么呢———一支笔，天蓝的墨水，原稿纸；而最主要的是发言的自由，———而这些常常得不到，因为任何暴君都知道：一个自由发言的，比一千个群众还可怕。［3］178当面临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时候，艾青尽力维护自己发言的自由，他在那个时代的诗，说出了他自己的，也是当时广大人民的心里话。但是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随着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随着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的风靡一时，艾青已经很难在诗歌中说真话了，因为已经不断有人在“规训”他、敲打他，直到“反右”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