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践为标准鉴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2015-06-28作者：王经西来源：大众日报王经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经西纵观人类社会,对待传统文化向来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胶柱鼓瑟,是古非今,譬如汉朝的王莽新政和当今流行的原教旨主义；一种是全盘否定历史,譬如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和文革的打倒一切；一种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继承,譬如欧洲文艺复兴首倡人文主义和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历来主张对传统文化要批判的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中华传统文化其主流无疑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否则这种文化也不会5000年而绵延不绝。但是,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适合现代文明,不合乎时代潮流,需要扬弃。习总书记说,对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点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总书记强调的“两创”,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何谓精华?何谓糟粕?必须依赖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一、社会实践是文化的本体就狭义的文化——人类的精神成果——而言,文化是社会实践,主要是生产活动的创造物。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一段由张之洞引发的公案:“体”、“用”之争。中学西学,何者为体?何者为用?这个争论到今天也没有定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定论。因为不管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都找错了“体”,“体”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学问,无论中西,都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同时也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现实性力量,.……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任何思想、学说,不与人们的社会实践相适应将失去生命力。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马克思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凡是不合理的都失去存在的意义,都应该受到批判。时间空间发生了变化,彼时彼地合理的东西,此时此地就可能是不合理的了。譬如中国封建社会针对妇女的“三从四德”,在父权制尚有进步意义的时候,它是合理的,拿到今天它就是毒药。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人们总是站在当代的视角去解读历史。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历史不过是一堆不会说话的资料。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看,不同的时代,对倡导什么学说、价值观有不同的选择。尽管我们的前辈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知道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们从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文化选择。战国大争之世,法家思想最为流行；汉朝初创,百废待举,与轻徭薄赋政策相适应,道家无为而治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当政,国势---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日强,道家无为思想不再适应国家有所作为的国策,不利于大一统局面的维护,于是皇帝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汉末至隋中国陷入400余年的大分裂、大混乱,学校废弛,儒道式微,佛教乘虚而入,道家因势而兴；隋唐之世,国家重归统一,科举制创立,儒学重归统治地位,直至清朝灭亡而不能动摇。儒学的重新兴起,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儒佛道三教融合导致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出现。同时,佛教、道教也深深地影响了儒学,导致宋明理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的哲学化。以上简要说明传统文化的继承过程,是一个根据实践需要的选择过程和发展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从秦至清,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渐变之中,那么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社会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方的大炮和商品摧毁了中国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的封建宗法制度也产生了根本的动摇。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之严峻,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遇到过的。发生于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知识界面对现实挑战的“应激反应”。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态度虽然偏激,但它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矛头直指封建礼教,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好了准备,实际上也为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