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