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伦理探讨论文摘要：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本文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目前，中外学术界一般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作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重大失误之一。在总体和原则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困惑，那就是：作为一生谨慎，且灵活有度的政治家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其晚年不顾中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声誉，而如此执著地顽强坚持他的这一信念？为什么在他晚年的观念中，“阶级斗争”不仅向知识阶层扩散，而且甚至直接指向他所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上层？把这一政治结果归结于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多疑症”[1]显然与史实不符，而认为这是由于“恋母情结”而导致“报复心理”的潜意识泄露[2]，也需要深入的甄别探讨，即使说这是由于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使其“骄傲自大”的解释，[3](p13-14)也显得过于简单化，因为在逻辑上“骄傲”的确与“失智”有关，但与“执著”则没有紧密关联。所以，毛泽东晚年顽强坚持“阶级斗争”信念，并使之不断地扩大化，必有其它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后，实际上还潜藏着一整套政治伦理的基础假设和道义关怀。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伦理逻辑，成为毛泽东坚信他晚年之所思之所为，体现出的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当性诉求；而不惜冒险将这种理念诉求付诸于政治实践，则又表现出其“民粹主义”政治责任意识的重要一面。本文只是对这一思想历史的现象描述，而深入的批评性分析将另文探讨。一、依据:压抑与创新毛泽东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其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细查毛泽东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和“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4](pp10-13)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昂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春秋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朝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的周瑜和孔明、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末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将岳飞以及释迦牟尼、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安眠药的发明者、青霉素的发明者、全国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记中的哪吒，等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毛泽东还特意以中国传统“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举例，认为：“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