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翻译生涯三十余年点滴谈2010-06-25:网络【大中小】点击:222评论：1条投稿分享到人人划词已开启推荐课程：雅思口语课程(每人仅限一次免费体验)上班族推荐：免费订阅“每日英语课程”过家鼎，资深翻译家、外交部英文专家，曾先后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中国驻葡萄牙大使、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大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PECC）常务副会长等职务。岁月不曾流逝的记忆——外交翻译生涯三十余年点滴谈我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五十余年，其中有三十四年的时间是从事外事翻译工作，那就是从1952年到1958年在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当翻译；1958年到1962年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当翻译；1962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担任口笔译工作；1971年到1981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管翻译工作；1981年到1986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主管外交部的翻译业务和翻译培训。回顾往事，我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体会是：作为一个外事翻译工作者，应该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奋斗和拼搏的动力。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学什么，干什么，那怕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克服种种困难，乃至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通过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努力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做出贡献，这是最大的光荣和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1952年4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参加“五一”外宾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荣幸地被选到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及随后的六年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旅生涯，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当时，同行去板门店的有十几个人，我们彼此互不相识，第一次见面。其中有年已半百的清华大学教授赵诏熊、北京大学教授钱学熙，解放初期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朱光亚副教授，还有一些讲师、助教，最年轻的就是刚出校门的我和冀朝铸等人。出发时，我们穿上新发的志愿军棉军装，只带了最简单的随身行李和衣物，从北京坐火车经沈阳到达安东（即丹东），一路畅通顺利。一过鸭绿江，眼前便似换了天地。那里是一片废墟，美国侵朝战争已将朝鲜北方的城镇夷为平地，地面上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我们从新义州出发，连人带铺盖一起坐上了敞篷军用大卡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一路还冒着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卡车开开停停，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达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总部。一开始我们住在朝鲜老乡家里，办公室也设在朝鲜老百姓为我们腾出的房子里。周围炮声隆隆，美国飞机经常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在远处扔下炸弹。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各种安全措施。晚间实行灯火管制，我们要拉上防空窗帘，在微弱的灯光或烛光下工作到深夜。有时，深夜敌机飞越我们上空，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要抱着文件和公文包，跑到房后的防空洞里躲避一会儿，等警报过后再出来继续睡觉或工作。开始时，我们对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大适应，但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天热了，晚饭后，夕阳西下，我们三三两两散步来到山顶，席地坐下，看着远处炮战发出的火焰，我们意识到战争还在激烈进行，谈判尚需时日。我在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主要是笔译、口译，特别是英文的记录，这里值得提一下我担任记录的坎坷经历。尽管在谈判中，朝文、中文、英文是同等有效的正式语文，但朝文、中文的记录毕竟主要是朝、中方面使用的，双方赖以查据和引用的主要是英文记录，因而英文记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怎样整理英文记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钢丝带的录音机已经问世，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拥有一切最新式的设备，因此，美方要求在会议室里使用录音机。美方明知我们没有录音设备，于是建议由美方提供录音机把双方的发言录下来，英文记录全部由美方负责整理，并向我方提供。大家知道，在这场抗美援朝的斗争中，为了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寸步不让。双方发言都是带有高度原则性和政策性的，必须保证绝对的完整、准确。如果记录中出现差错或任意的篡改，何以为凭？因此，我们严正地拒绝了美方的建议，主张在会场内任何一方均不得使用录音设备，中、朝、英三种文字的记录由各方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