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这与时代条件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认识有关。他们没有把挽救民族危亡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以为自强了就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这是幼稚的幻想不反帝，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么能够自强起来?他们希望用维新运动、发布新政谕令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认识封建制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桎梏，以为靠一个皇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改革，这也是一个幻想；又不认识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害怕革命。康有为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不及时改革，则“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①后来，当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1897年11月)，康有为立刻感到亡国瓜分如在眼前。他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冒死陈辞：如果不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皇帝虽然没有看到，但抄件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中间传开，报纸也发表了。一是担心金田之役再起，二是担心列强侵略加剧。用什么办法预防?就是把皇帝捧出来，希望皇帝变法，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皇帝以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继续歌舞湖山。这样，维新派就把自己的维新事业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完全对立起来。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维新派找不到根本的支持力量，其事业走向失败，是肯定的。但是他担心金田之役和列强侵略，却朦胧地意识到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两项历史任务，这是其聪明之处。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于，把预防的办法寄托于皇帝，完全把方向搞错了。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即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大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一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为了反击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保皇派，革命派主要是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基地，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基地的改良派、保皇派进行了思想大论战。思想论战围绕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否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等方面进行。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告终。革命派能够取胜，并不一定因为他们的理论多么完美无缺；相反，梁启超们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