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在抑郁症与失眠的困扰中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吃了两大箱子的西药、中药，病好了，回不回去？他选择了“不”。“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六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发现从九六年到零二年这六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你必然要应对或者应付。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也就在2002年，他开始筹划做些其他的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电影，还有历史。随后在央视播了五年半的《电影传奇》，是从小痴迷电影的崔永元转向口述历史采集者的开始，“为了做节目同时要采访老艺术家，很快，两三个月后我们就觉得原来的采访方式不行了。采访我们当时很功利，这个导演拍过哪几部电影，演员演过什么，够节目用就行了。但是他们坐在摄像机前实际上滔滔不绝，讲很多与电影相关或者无关、完全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特别打动我们，我们忽然觉得其实它是历史，而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电影的历史，它是人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采访的时间越来越长，为做节目15分钟就可完成的任务，崔永元却让老人们撒开了讲，讲他所经历的时代，历史事件，以及风暴，“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八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90岁、100岁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纪录影像3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超过300万张——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如果有孔子的采访，谁还听于丹心得？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清澈泉”，原来是在央视的体制下做“制播分离”的尝试，做了《我的长征》、《小崔说事》，渐渐的却整个重心都转向了口述历史采集、整理。2008年他们成立了四个采访小组，分别做电影、战争与回忆、外交与留学、共和国发展史方面的口述历史采集；今年，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开辟：民营企业家口述史；崔永元希望队伍还能壮大，每天能有20个小组同时采访。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他们建立了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的数据库，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所有文本、影像、相关书籍照片、老杂志的扫描都录入系统，“这些资料不仅是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很方便的查询”。小崔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人们登记证件便能进馆查询、借阅，“学生们能写出很好的论文”。他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买回五十分钟的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接受采访，即使这些资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公开。崔永元把他们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于丹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他觉得这个民族经过了漫长的五千年，却基本还在一个“混”的状态，“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他举例子，“比方说犯错误，犯错误也应该有点自主创新吧，你不能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前面有一矿难，你又来一矿难，这有意思吗？我们把人的生命尊严放在一边不提，只说矿难这一件事，都没劲。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包括管理我们的人，他们犯的错误通常都是元朝、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就犯过的，还在接着犯，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多年来对历史的淡漠甚至一定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