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历史及当代平民教育实践为例[1][2潘家恩温铁军：摘要：本文以实践者的独特视角，通过历史与当代结合的平民教育的具体脉络分析，“跳出平民教育看平民教育”。作者借用“双向运动”的理论框架提出：假设平民教育实践者作为一种带着“启蒙—作新民”的“正向运动”目标出发的“正向运动”，在实践中不期然“遭遇”了来自“乡土”各种形式与表现的“自我保护”；却没有在这种角力中自我简化为“双向运动”的任何一方而是不断融合并理解来自“反向运动”的资源与立场，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调整“正向运动”的目标及局限，通过复杂的互动探索出一种以“乡村建设”为脉络的“另类正向运动”。关键词：平民教育双向运动乡土历史上平民教育得以展开、并从最初的“除文盲”向乡村建设[3]转向[4]的出发点与基本动力，是传统文化中的“作新民”[5]；其蕴含着的从基础开始的变革想象则成为一种有效的动员。但晏阳初在第一次大战身处欧洲战场“华工”之中而受平民启发、与鼓舞后提出的“开脑矿”之不同于传统文化，乃在于民国初年的平民教育实践者虽带着“启蒙—开发”的信念，但却在丰富的底层实践及与“被启蒙者”的互动中完成对主流启蒙的反思与拒绝。其中，“作新民”不再局限于“主客体”清晰二分和口号上的“呼吁”，而包含告别说教与浪漫化想象而反身进行自我改造的可能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是被后人归纳为“乡村建设派”的平民教育[6]，它虽不是唯一和最早，但却持续时间最长并与当代同名实践呼应，同时兼顾理论实践与城市乡村。针对这场规模浩大并涉及不少那个时代重要知识创新的社会运动，最常见的是人物赞扬与道德肯定，或静态和去脉络化的、依据片面表达及局部行为特征进行批评。两者得出的结论迥异，但都有将复杂历史“简单化”和具体脉络“抽象化”的危险——今人褒贬不一但却都自圆其说的论据，似乎揭示了那个年代那批人的诸多“矛盾”，可能正需通过矛盾解析才能把握当时的复杂脉络，以进入实践本身的丰富空间。本文所用“遭遇”这样非学术词汇，希望可以较生动地讨论其中之“不期然”，因其不是个体的碰撞，而是整体上不同脉络的互动。例如，对于梁漱溟来说那是短时间内急剧变化的年代——东西大交通所带来的东方“遭遇”西方，广大农村“遭遇”资本化和工业化扩张的城市，自成体系的农业文明“遭遇”枪炮和现代文明武装结合的工业化……作为从事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实践的当事人，笔者借助“双向运动”这样一个颇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在论证上直接引用晏阳初等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下的原文，相对动态地、完整地让读者把握其中的复杂性与张力。但不管引用多少文献，本文仍不可能精准地把握历史脉络，因此，文中呼应了笔者及当代乡建同仁的反思、感受与案例，尝试让历史与当代互动起来。一、双向运动的视野在近年来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大转型》中，波兰尼提出了所谓“双向运动（doublemovement）”，通过对以百年为单位的历史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卡尔·波兰尼2007：66）”。虽然，以激进与乌托邦为特点但表现各异的“正向运动”狂飙突进，但其相应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同样宽广的存在着。如此相对的“双向运动”不仅限于在经济意义上让市场和经济“脱嵌-嵌回”于社会，同样有助于我们对全面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下乡村处境的全新理解。波兰尼也在书中以历史欧洲为例，认为正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成功地使欧洲乡村稳定下来，也成功的削弱了那个时代的灾祸朝城市蔓延（2007：158）。我们不应“浪漫”地看待这种“反向运动”，它既不会机械般自动发生而被想当然的以“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或“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进行对应解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甘心”；更不可顾名思义的理解“自我保护”为完全的正面或积极——其同样可能产生更大的破坏或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按照作者的分析，不是“反向运动”本身将取得胜利，而是“正向运动”建基其上的乌托邦假设本身的虚拟性。故，重点不是悲观或乐观的预言式期待，而是通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