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一、论培养新式国民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可谓知本矣。”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梁与康一样，都持有“教育救国论”的观点，故非常重视教育作用，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他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近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又说：“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兴学校、开民智。？他还阐述了“民智”与“民权”的关系。他说：“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他的意思是说，只有首先提高了人民的文教素质，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治。他把“育人才”“开学校”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素质的主要手段，认为这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之所在。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梁启超就是从这一角度论述教育作用的，他的这种认识是卓越而深刻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仅靠教育去“救亡图存”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一点他与康有为的见解是一致的。？他与康有为不同的是，他更强调了教育应有明确的“完旨”，即指出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教育是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更不能没有宗旨，他曾说：“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缺点，是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可以为一个人的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所以他提出教育要培养“特色的国民”（“新民”），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事实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新一代，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培养人才上的积极要求，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教育思想。二、论变科举、兴学校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