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高度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我国外语教育陈琳（此文刊发于2009年1月21日《光明日报》，但经删节）今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要决定，开始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兴旺、人民福利和国家未来的重大决策。这一工作由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主持，由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亲自担任组长。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党中央对当前和今后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在8月29日举行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规划纲要应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出发，对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要针对优先发展教育、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综合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各类各层次教育的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等重大问题，作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总体规划。这一战略方针，当然也适用于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的外语教育的发展。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在国民教育或全民教育这一整体中，外语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的总体外语水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和经济建设以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的发展它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防与安全。马克思曾经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他所说的人生斗争，包括小至个人为生存的斗争，大至一个阶级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福利的斗争、一个民族求发展的斗争、一个国家在全球环境中立足的斗争、以及人类与大自然求得和谐共存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外国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武器。当年，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在为争取无产阶级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就充分发挥了外国语这一有力武器。在我党建党历史上，以及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一段时期中，外语和外语学习都在不同时期和场合受到重视并发挥重要作用。在建党之前，由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辈发起建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的次月，即9月，就创建了“外国语学社”。一方面，以公开办学的方式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革命工作培养外语人才。先后在学社上学并1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以及革命作家丁玲、曹靖华等。1921年我党成立后，为了培养革命人才、建立了上海大学。它是我党建立的最早的干部学校。此校设有英国文学系，茅盾同志曾在此校讲授英语课。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时期，我党曾建立外国语学校，开设俄、英文课程（此校即今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这一时期，我们党曾接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白修德等西方进步人士，以及美国军事观察组的访问。同时，抗战期间我党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机构以及我党驻香港人员，也通过外语进行了大量的对敌斗争和对外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使外语（主要是英语）有了重大用武之地的事件——抗美援朝战争。不论是在战斗进行期间，还是停战谈判、教育战俘以及揭露敌人细菌战罪行的工作中，英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就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在50年代前苏联派遣大批各方面专家来华工作，这对我国的俄语教学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60年代初，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外语教育改革的九字方针：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他以“一条龙”这一通俗的语言比喻自小学到高中直至大学公共英语的教学应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一教导指出了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给我国外语教育极大地推动。但好景不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整个国民教育处于停滞状态，外语教育自未能免。1976年，“文化大革命”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两年之后，小平同志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号召。我国外语教育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因国内外形势的需要而获得新的生机。伴随着我国外交地位的不断提升、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改善、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的确立、尤其是我国取得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之后，举国上下，首先是首都北京，在提高人民大众的英语水平方面更是取得了极大发展。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