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影响犯罪的社会原因第一节经济与犯罪一、影响犯罪的相关因素二、经济的增长与犯罪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各种犯罪现象明显增多。福建的肖剑鸣首先提出经济增长与犯罪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步效应”，即所谓经济增长与犯罪增长同步论，断言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犯罪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犯罪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从我国近二十年犯罪发展的情况看，可以认为“同步论”是有依据的，期间我国的刑事案件的年增长率与经济的年增长率是人们从直观上产生同步增长的感觉。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上升，同时犯罪率猛增，也使人感到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的规律却未能为学者们普遍接受。主要质疑来自两方面：（1）犯罪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除非经济的增长使得社会、文化方面发生某些有利于犯罪增加的变化，才能促使犯罪增长。目前犯罪学界大多认为犯罪的成因是多元、多层次的，其间存在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因此，以单一的经济发展来解释犯罪增长不免过分简单化。（2）从全面、长期的统计数据看，难以将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我国历史上的犯罪高峰，有的出现在经济繁荣期，也有的出现在经济大衰落时期。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有的国家是高社会经济指标，高犯罪率，如美国，有的则是高社会经济指标，低犯罪率，如日本、新加坡。由于单纯用经济发展来解释犯罪增长存在着许多困难，因此，许多学者提出犯罪增长与经济发展有关但又不是单纯的经济原因。二、工业化、城市化与犯罪犯罪集中发生在城市，早在二十世纪初，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就指出了城市化产生犯罪的原因：伴随工业化产生了大城市，而大城市的产生破坏了社会整合，产生了社会越轨行为，从而导致犯罪。日本犯罪学者伊藤兹认为城市对犯罪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两方面：（1）随着城市化的进展，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冷淡，传统的地区秩序土崩瓦解，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彼此不知姓名，互不了解，社会条件及心理条件发生变化；（2）居民区内建起了中、高层密集住宅，市中心地带趋于冷僻空荡，致使城市的空间条件发生了变化。克里福德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度和不适当的发展模式是导致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他指出，伴随着城市化的是工业化，不平衡的工业化往往带来失业、贫穷以及经济犯罪。三、现代化与犯罪美国的犯罪学家路易丝•谢利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已在我国广泛地引用并引起普遍的兴趣。谢利认为，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现代化的发展和趋势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都是一样。200年以来的历史证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犯罪数量增加，先是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同时增加；然后是暴力犯罪相对稳定，财产犯罪持续增加到现代化完成，总犯罪率稳定在较高的水平。由此，她断言：发达国家犯罪率高，发展中国家犯罪率低；但发展中国家犯罪增长速度快。发达国家犯罪构成中财产案件比重相对大，发展中国家暴力犯罪比重相对大。她甚至认为，观察一个国家犯罪构成中财产犯罪与暴力犯罪的比例就可以看出该国现代化的程度。谢利的“现代化导致犯罪增加”的理论也遭到多方质疑。如美国是早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之一，犯罪率应相对稳定，但在70年代以后又剧烈上升。同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日本、瑞士的犯罪率却就比较低？第二节家庭影响与犯罪家庭影响，即家庭环境对个体人格的发展产生的原发性影响。既包括对健全人格形成所产生的良好影响，也包括对不良人格，甚至是犯罪人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家庭中能影响犯罪人格形成的因素有：1、母亲的言行。母亲是子女的第一位导师，母亲的贤惠、善良、正直的品行会给子女形成良好的人格打下基础。反之，母亲奸诈、粗狂、轻浮的习性就会给子女带来消极的影响，许多走上卖淫道路的妇女大都受过其母亲放荡生活的影响。2、父亲的言行。父爱是一种权威性的爱，能给家庭带来一种安全感，可以帮助子女形成对守法与违法的敏感性，如果父亲有酗酒、赌博、残暴等恶癖，子女就会学习、仿效其行为，有的因此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此外，家庭中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