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治理机制2012年08月31日09:56来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4作者：张千帆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一、引言——无所不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单一制国家一般更强调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但是也不能幸免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况且在法律控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地方歧视甚至比联邦国家严重得多。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但是对它的关注主要限于学者。这并不是说地方保护主义不严重，而是和其它领域的问题相比，通常以贸易歧视为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并不算太显眼，因而一般也难以引起普遍关注。如果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如果经常出现在报刊头版头条的是收容所里的人命案子、死刑错判的离奇故事、煤矿爆炸的血腥场面、土地征收或房屋拆迁的暴力冲突，那么地方保护主义通常产生的经济纠纷自然显得无足轻重。然而，这绝不是说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事实上，某些公然的地方保护主义事件已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1]。如果在法治发达国家，地方保护通常是以中央和地方立法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对于法治建设仍处于“进行时”的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远不止立法或政策冲突；在现实中，公然的执法和司法保护主义往往显得更为严重。众所周知，中国长期存在“执行难”，异地执行尤其之难。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批执行法官在湖北荆门市执行案件时，竟先后两次遭遇百余人围攻殴打，12名执行人员中的6名被打伤。2007年1月29日，江苏仪征市法院干警在山东莱芜市对案件诉讼保全时，一名法官遭到被告方有组织挟持。只是在两地党委和政法部门的强大压力下，遭遇非法拘禁14小时的法官才重获自由，但绑架者却一直逍遥法外[2]。事实上，一旦进入地方保护主义的堡垒，来自外地的执行人员就成了无援无助的“弱势群体”，以至不得不求助于当地信访机构。2007年1月，三位湖南法官千里迢迢第三次开车到南方某省执行债务追缴，最后竟来到省人大常委会的信访接待办。虽然中国普通老百姓上访是常事，法官上访则实属罕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湖南法官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当地公权力设置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因而不得寻求行政权力的救济。湖南省新邵县居民钟某欠债，但在判决书下达后就在当地消失了。法院后来发现，钟某在南方某省承包了某市政府的一项修路工程，而该市还欠钟某70多万元工程款。新邵县法院裁定该市政府作为案件被执行人，限二日内清偿到期债务，但是该市政府拒不履行。当新邵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到该市信用社冻结账户的时候，该市常务副市长竟带领20多名警察到现场，宣称他们“扰乱金融秩序”并以拘留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执行法官来到市信访办，后者召集市领导和法官们协商，最后的态度是“不能扣划，这是国库资金，任何人不能动。”实在走投无路，湖南法官才来到省信访办。几经周折，信用社才被迫交出1月份的流水账，上面显示有大量资金转出后又迅速转入：只要执行小组一来，账上的大部分资金就会被转走；执行小组一离开，钱又很快回到账上，俨然是一场猫和老鼠之间的“游击战”。多年从事执行的湖南法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有义务协助法院执行的单位不积极协助，甚至妨碍执行；一些人利用手中职权对法院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进行干预，阻挠执行。”[3]盛行至今的立法、执法或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中国的法律秩序，也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4]。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所做的问卷调查，中国企业普遍感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且这个结论并不随着企业的规模、性质和行业而发生根本变化[5]。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五花八门，主要包括直接控制外地产品的销售数量，例如当地政府开列采购目录，禁止或限制从外地购进产品，或对外地产品实施许可管理制度，规定企业采购本地产品的数量，只有在保证本地产品销售数量的前提下才能考虑使用外地产品，以及限制稀缺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限制和地方补贴，采取行政定价的办法提高外地产品的价格，对外地产品的经销收取比本地产品更高的费用，利用金融杠杆为本地产品在融资、利率和结算等方面提供外地产品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