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分层与社会各阶层入学机会均等问题研究摘要：我国高等学校初始分层动因源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重点大学政策的诞生，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高等教育系统等级界线一直比较明显，各类学校在办学经费、师资配备、招生条件、社会声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学生进入不同层级的大学将获得不同质量的入学机会。研究表明，父母社会阶层高、文化程度高、行政职务高、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在国家重点大学等高层级院校中，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而父母社会阶层低、文化程度低、行政职务低、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大多数聚集在二本、三本、大专等低层级院校中。这种高等学校分层状况与当前社会分层具有同构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造成学生隔离现象，影响社会和谐，需要借助国家政策干预加以消解。关键词：高校分层，社会分层，入学机会，辈出率，学生隔离，政策干预建国以来，因资源短缺，我国高等教育长期按照精英教育模式发展，入学竞争异常激烈、淘汰率很高，对个人发展前景和社会地位升迁影响深远。通常层级愈高的大学往往竞争愈加白热化。我国高等学校分层现象肇始于1954年高等教育部颁布的中国重点大学政策。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受不同时期国家重点大学政策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在起伏发展中不断分层，20世纪90年代后高等学校分层加剧，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社会各阶层入学机会均等问题日益凸显。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高校招生政策一直强调“政治挂帅”、“向工农开门”，工农子女入学机会被大大提高，占在校生比例由建国初期的19.1%（1951）升至71.2%（1965）[1]338，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在60%左右。但改革开放后，招生政策价值取向发生重要转型——重新确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标准，强调“分数挂帅”。这种形式上平等的招生政策使那些在文化与经济处于劣势的工农子女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陷入不利境地，占在校生总体的比例明显下降。与之相反，干部、知识分子等优势阶层子女占总体的比例却在逐年上升；在国家重点大学中，这种沉浮趋势尤为突出[2]。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快速提高，这意味着总体入学机会也在快速增加，但社会各个阶层在不同层级院校中入学机会究竟如何？哪些阶层受益更多？哪些阶层利益相对受损？目前学界对此研究成果甚少，且深度不够，故有必要做深入探究。目前院校分层与社会分层已经纠合在一起，叠加式地影响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问题，进而危害到教育公平与正义。为此，如下问题值得探讨：高等学校分层何以产生？社会各阶层子女在不同能级院校中入学机会均等吗？高等学校分层与社会分层是否相关？笔者拟从历史和实证角度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希冀为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状况提供借鉴。一、我国高等学校分层历史的简要回顾在“以俄为师”的政治背景下，上世纪50年代，我国形成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强化高度集权，试图把整个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到组织都纳入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而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宗教）的限制[3]。这种治理模式对教育政策影响显著，不仅催生了我国重点大学政策，也决定了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而决定着我国高等学校分层的历史轨迹。（一）高等学校分层的发展阶段基于我国重点大学政策基本特征及其对教育分层的影响，可以把我国高校分层大致划分为发轫、复苏和创建“一流大学”三个历史阶段。第一，发轫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高校分层肇端于国家重点大学政策的产生。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主要出台了两项重点大学政策：其一是1954年颁布的《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它明确指出了确定重点大学的目的，重点大学的主要任务、必备条件以及重点大学的名单等，强调重点大学要肩负培养工程技术人才、高等学校师资以及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并指定人大、北大、清华、哈工大、北农大、北医等6所中央直属院校为全国重点院校[4]362。其二是1959年由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4]902。它意在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