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因为要采制一个关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目，我打电话找到了丁一岚，她提出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我选择了６月１５日，碰巧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５日是《人民日报》成立５０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也许是这个日子，也许是这些鲜花，丁一岚不时因为哭泣而不得不中断谈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创痛，是我无法劝慰的。我只能默默地递上餐巾纸，默默地聆听，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静。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岚就传呼我，我急忙回电话。她很客气地向我抱歉，说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访过程中，哭了许多次，增加了我做录音访谈的难度。她说，她是很坚强的，很少在记者面前流泪。她担心自己由于情绪激动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我好好地把一下关。说完这些，她放心地挂断电话。我仔细地听了她的全部谈话录音，那些浸透着泪水的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铺展开来。“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丁一岚对３０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最初是批一个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１９６５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３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３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１９６６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３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直到１９６６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和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４号字，他改成了５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大参考”被收走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