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苏改革经验论析杨明佳Reference：中国与前苏联改革的巨大反差背后，隐含着有关改革的某些规律性的政治结论，诸如改革的可控性、改革的战略布局、改革的渐进特征、改革中的社会共识等都是亟待深入分析和总结的命题。因此，从比较政治学角度去解析双方改革之差异，对于不断深化中国的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Keys：改革；可控性；系统性；渐进性；社会共识D0：A：1003－854X（10）06－0005－05自亚里士多德创立政治学以来，比较政治研究就是其中重要的学术传统。对政治变迁过程的比较研究，近代以来更是成为政治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始于上个世纪的中苏（俄）改革，是目前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引人注目的政治变迁过程。虽然中苏（俄）各自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现在就对此进行理论总结多少有些言之过早，但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迫切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反思，以此来发现成功改革所具备的某些普遍性的要素。因此，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解析中苏改革的成败得失，无疑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改革的可控性与领导权的稳定性改革与革命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由社会统治集团基于社会历史发展要求主动发起的、可以掌控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而后者常常是某一社会内被统治阶级对旧的统治秩序的自下而上的挑战与颠覆。革命一旦展开，社会就如同点燃的炸药一样，陷入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作为革命对象的统治集团完全无法掌握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直到革命将这些掌握传统政治权力的政治集团打到，并形成新的政治权威方可结束。历史经验还告诉人们，成功的改革不仅仅需要统治精英对改革过程的掌控，而且还需要希望改变社会现状的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不过，在一个社会多数成员都有强烈变革意愿的背景下，能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就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方面，前苏联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形成了巨大反差。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与紧迫的历史责任感，他们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主动进行改革，中国将既无法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也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为了让社会大众主动参与到改革进程中，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邓小平提出了三不政策，即对群众的改革尝试“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以解放过往对群众改革探索的种种束缚。这种政策也使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带有鲜明的社会大众主动参与的特点，形成了中国地方和基层改革百花齐放、充满活力的局面。回溯中国改革历程，很多重要的改革举措，诸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等都始于地方和大众的自发探索，尔后才为执政党政策所认可。大众参与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形成多样化的改革模式，以适应中国多样化的国情，避免自上而下的一刀切式的改革的缺陷。尽管中国改革发挥了社会大众在改革中的历史主体性功能，但是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持续走到今天，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根本还在于执政党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与政治责任，发挥了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确保了改革领导权的稳定性，从而使中国改革总体上是可控的，并未因为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而失去基本的控制。这种领导权大体通过如下三个层面来实现：其一是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即通过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为改革创造宽松有度的思想氛围；其二是党的组织路线，也就是把那些拥护和支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党内外政治精英置于改革开放第一线，从而确保改革路线的推进；其三，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线，即执政党通过制定反映社会大众利益要求的基本政治路线，来凝聚共识，推动改革。通过这些举措，执政党一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错误，一面领导群众推动中国改革，而改革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为执政党积聚了新的执政资源，赋予党以新的权威，从而确保党有能力和威信领导和掌控这场艰巨复杂的社会变革。比较而言，前苏联改革之所以后来完全失控，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执政者秉持西方式原教旨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既然要搞政治改革、实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