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皇明北虏考》的成书背景-社会科学论文浅论《皇明北虏考》的成书背景哈斯（赤峰学院蒙古文史学院，内蒙古赤峰024000）摘要：《皇明北虏考》一卷，是明人郑晓（1499-1566）撰著的一部当代蒙古史著作，记事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记述期间的蒙古史事及蒙古与明朝的关系，是明人有关蒙古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就对该书的成书背景作一些阐述，以期对该书能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关键词：郑晓；《皇明北虏考》；成书背景：K248文献标识码：A：1673-2596（2015）01-0043-02基金项目：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皇明北虏考〉史源及其史料价值》）相关研究成果之一（NJSY13296）有明一代，与蒙古关系一直是明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重要问题，也成为明朝史家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嘉靖（1522—1566）年间，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十分紧张，兵连祸接，影响到明朝社会的各个层面，朝廷对此却拿不出积极的对策。一些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蒙古问题上来，从现实找对策，从历史找经验，记述蒙古史事的著作也相继问世。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著撰而成的。郑晓生活的年代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北有蒙古骑兵窥墙饱掠，南有海盗倭寇横行海上。尤其是蒙古问题，从明初以来，一二百年中一直是明朝防御的重点。洪武、永乐时期，明军曾数次出征漠北。天顺时，“虽有寇掠，亦能捍御”[1]。成化年间，“诸酋竟起，分部争雄，各据水草，残我边郡，河套沃土，弃为虏巢”[2]。到正德时已“河东、陕西、雁门以北岁有虏患，隐败冒功，上下欺蔽，修攘无策，人心思乱，盗贼四起，宗藩再变，岂惟众叛，是谓亲离”[3]。嘉靖年间竟“复度紫荆，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4]。蒙古问题越来越成为朝野关注的突出问题，也成为明朝史家所关注的问题。嘉靖（1522—1566）年间，明蒙关系日益紧张，兵连祸接。以吉囊、俺答为首的蒙古右翼屡犯明边，加上嘉靖三年、嘉靖十二年的大同兵变，导致边塞一些军民与蒙古勾联，又加剧了蒙古对明朝的威胁。这使朝野关心蒙古事情的人也多了起来，记述蒙古史事的著作相继问世，如王琼《北虏事迹》、魏焕《九边考》、张雨《边政考》等。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皇明北虏考》之前，明人记述蒙古史事的著作也不少，但多是关于一时一事的专题记录。以正史专传的体例著撰明代蒙古史事，《皇明北虏考》当为开创之作。《皇明北虏考》之后，系统记述蒙古史事的著作才多了起来，如岷峨山人《译语》、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鞑靼》、萧大亨《北虏风俗》、王世贞《北虏始末志》、冯时可《俺答前志》《俺答后志》、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叶向高《四夷考·北虏考》等都是在《皇明北虏考》的影响下涌现出来的著述。有的甚至是在《皇明北虏考》的基础上的补充、丰富之作。万历后期之后，女真日渐强大，构成对明王朝的威胁，明人关注的重点由蒙古转向女真，此后的汉籍史料对蒙古的历史记述既欠详尽，亦多混乱之处。现实的需要为《皇明北虏考》的著述提供了必要，百多年来明人有关蒙古的记载为《皇明北虏考》的著撰提供了可能。而郑晓的个人要件则成为该书问世的关键。郑晓自幼熟读经史，博雅多才，抱负不凡。二十四岁中进士，先后担任过兵部职方主事、和州同知、吏部考功郎、刑部右侍郎、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官职。其间，作京官主管过文籍，在六部、都察院主过政，在地方经理过基层民政，主管过边防海防，有丰富的经历，明习国情、国典。他在作京官，一出仕就在兵部职方司任职，掌管舆图、军制、镇戍、简练、征讨之事，兵部的旧档和源源不断的新情报直接掌握在他的手中，其后官至尚书，参与朝政，有机会接触到更大范围的官方文献档案，以至于内阁所藏的《实录》副本，他的家中又有丰富的藏书，这些都成为他著史的优越条件。郑晓虽然为官多年，但由于他的秉性和操守，仕途多有坎坷，难于施展其经世之志。于是他便把经世之志灌注于著书立说之中，以非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