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伦理挑战与伦理治理——张春美教授在复旦大学医学院的讲演在重视工具理性的技术发展过程中，行动者极易发展偏离价值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道德失范行为，而伦理程序和制度安排的缺失，无法有效支持伦理规范，也无法按照伦理规范在法定的游戏规则框架内执行约束力。因此，当下的基因伦理研究，已不再停留于“技术行为是否应当”的伦理分析，而应开始着手解决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价值选择与技术实践的沟通问题。张春美哲学博士,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副主任，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曾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德国斯拜尔行政学院从事访问研究。主要学术兴趣：生命伦理学，技术伦理，科技哲学。主持并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基因技术之伦理研究》。现正主持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技术的伦理治理》。著有《DNA的伦理地位》《谁主基因》等书。作为现代生命技术的新兴领域，基因技术不断运用于医疗保健领域，在治疗疾病、增进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超乎科技范围的伦理挑战，要求人们正确应对。我们先看两个案例：一个是网瘾基因检测事件。去年7月，武汉中南医院体检中心推出一个标价8980元的网瘾基因检测套餐。检测人员称，该套餐包含8大类46种基因检测，除了网瘾，还可检测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孤独症、肥胖等疾病基因。只要从口腔黏膜提取DNA做基因解码分析，就能知道孩子是否有网瘾倾向，准确率高达99.99%。这一缺乏科学依据，屡遭到科学界质疑的“检测项目”却一再被各地复制，受到追捧。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基因检测技术正沦为一种敛财工具？另一个是广东富商生八胞胎事件。去年底，广州一对夫妇借助试管婴儿技术成功孕育8个胚胎，植入两位代孕妈妈和自身体内，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这八胞胎的出生，不仅将技术双刃剑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更让技术沦为富人的工具。上述两个案例表明，一方面将不够完善的基因检测技术应用于临床实践，一旦与商业利益挂钩，就会导致技术的滥用。另一方面，即便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如果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同样会造成技术的滥用。基因伦理挑战：形式与特点>>>>>>基因技术不同于其他高新技术之处在于，人类能按自己的意愿设计、改造、改良甚至制造生命（包括人本身），这就使基因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乃至危险性因素，有可能给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带来新风险。从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基因技术进入人类社会，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科学家第一次用来自不同物种的DNA分子完成了体外基因重组，成为基因技术诞生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基因组图谱绘制、基因疗法进入临床实践、转基因生物问世及克隆羊诞生，基因技术日趋成熟。因此一般将基因技术限定为一种在分子水平上对人类基因干预与控制的活动，包括基因测序、基因检测、基因治疗、基因转移和基因再造等不同层面。在把握基因技术内涵时，可以看到，基因技术不同于其他高新技术（如网络技术、纳米技术、太空技术等）之处在于，人类能按自己的意愿设计、改造、改良甚至制造生命（包括人本身），这就使基因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乃至危险性因素，有可能给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带来新风险。这种风险的集中表现，就是近年来日益尖锐的基因伦理挑战。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层面：自然层面。基因技术打破了生物物种的天然屏障，扩展了生命活动的范围，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等自然风险大为增加。如，转基因作物进入田间，可能通过植物花粉飞扬引起基因漂流，转移到其他植物中，造成“基因污染”，形成新的生态灾难。而人食用由转基因动植物制成的食品后，健康风险也在增多。这些自然风险，在克隆动物、人造生命及人兽嵌合体研究中都大量存在。社会层面。基因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应用，并与不同利益主体、商业资本、社会权力相纠缠，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伦理问题。比如，参加基因检测后，个人的基因信息特别是致病基因信息存在泄露的可能性，极易造成基因歧视。2009年4月，广东佛山发生“基因歧视第一案”，三位考生在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