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概念和小说的起源这两个问题，历采争议颇多，迄无共识。就小说的概念而言，在古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情况。有三种情况首先必须分清：一是，古体小说，也即通常所说文言小说的“小说”概念；二是，滥殇于唐而盛于宋后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的“小说”概念(或称说部小说)；三是清代末期引进的西方的小说概念。这三种“小说”概念既有明显不同，又有交叉重迭。三种不同的小说观念所涵盖下的小说实绩，也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重迭。三种小说概念中，文言小说的“小说”概念出现得最早，有学者将其追溯到《庄子》那段著名的论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难矣”；延续的时间也最长，最少到清代末年，不少文人还按到这种观念来做着“小说”，迄于今，图书馆编目所称的子部小说仍然使用的这一概念；在研究中，有学者只承认清代末期引进的西方小说概念，用这种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小说。于是，不仅唐前一大段时空，中国的小说史是一片空白，也给现今的图书馆分类带来尴尬。我觉得，应该充分顾及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实际，不能单用西方的小说观念去硬套。即使我们用现代的小说观念去考察中国小说的起源，我觉得，也有三种情况必须首先分清：一是，小说文体的起源和小说因素的起源；二是，小说的起源和小说的渊源；三是，小说的主源和小说的支源。因为就是站在现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去讨论中国小说起源这个问题时，我们还是常常把这些问题搞混了。比如，有人把小说文体的起源等同于小说因素的起源，把和小说有渊源的事物及文体与小说文体的起源关联在一起，对小说的主源与小说的支源不加区别，等等。于是在有人用现代小说观念去套中国小说，把中国的小说史进程拉得很后的同时，又有人将中国的小说史提得很前，认为在中国，有文体之分便有了小说；有人源流和影响不分，于是小说出于史，小说出于子，小说出于诗赋。许多的争论，实际上是产生于这三种情况的未能分清。有必要以中国古代理论史资料为依据，重新清理小说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它的定位及定位原则，以作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小说与小说史的基础。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多加注意的：1．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产生与流变是怎样的?直到明清，小说这一概念是从什么角度定位的?最早的小说观念与现代文学理论所认定的小说文体，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概念，它们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最后如何发展为一种纯文艺学意义上的文体概念?2．现代小说概念与古代小说概念差异何在?3．以现代小说概念为基础来梳理、描述、评价古代小说史与小说理论史,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古代小说史与小说理论史的本体有没有被误解考察古人的小说概念，大抵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看古人言论中对“小说”的理解和解释；二是从古人图书目录分类思想中看其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三是从古人所认定的小说文本中看其与今人“小说”概念的差异。对这三个方面，既要从横向的角度进行三者之间的联系比较，又要从纵向的角度对三者各自的变异进行把握。前几年出版的南开大学中文系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把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的“泛称小说”阶段；两汉的“子部小说阶段”；魏晋至唐的“杂纂小说”阶段；宋元以后的“文学小说”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小说概念，可否这样命名，这四个阶段的区别是否就这样分明，当然可以再斟酌和讨论，但把二千余年的概念发展历史简概为四个阶段，对于人们简要地把握它们还是有效可行的。因此，我们不妨以四阶段的划分来重新梳理和阐释小说概念演变的历史过程。先秦小说概念先秦是中国小说概念的产生时期。今可见有关资料为三则：在《庄子?外物篇》中，庄子叙述了一位任公子东海钓巨鱼的故事，以寓大道高远，须凭借大器具方能获得的思想，其后笔锋一转：已而后世铨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予世亦远矣。庄子采用的是其惯用的寓言手法。他以任公子自喻，以所得大鱼喻道家之真谛，亦即所谓“大达”；以“辁才讽说之徒”及所守鲵鲋喻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