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秦论》的历史价值贾谊的《过秦论》积极主张废暴政、施仁政,主张改革谋求长治久安。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为项羽所杀,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都城咸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灭亡了。秦朝的灭亡引起了历代有胆有识的政治家的关注。他们热衷于探究曾经气势煊赫、威震天下的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西汉的定国大臣陆贾认为天下只可“马上得之”①,不可“马上治之”②,此说引起汉高祖刘邦的兴趣,他要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③于是陆贾写了《新语》。自此以后,“过秦”之说便成为西汉政治论文中的重要内容。一些政治家都借秦为喻,发表“治乱之道”,给统治者作为借鉴。贾谊的“过秦”三论是其中最为后世传诵的名篇。作者以史为鉴,借古喻今,以讽汉文帝施行仁政,谨防重蹈秦朝施行暴政而迅速灭亡的覆辙。他批评秦“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④其意是肯定了秦用武力夺取天下,又指责秦用暴力治理天下。他说:“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⑤这是对“攻守之势异也”最好的注脚。盛极一时的秦国能“无亡矢遗镞之费”,⑥兵不血刃,单凭威势,尽败诸侯。然而,竟因“一夫作难而七庙隳”,⑦这是因为秦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一般来说,新帝登基,废除前朝时弊,安抚百姓,安定民心,以图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这一点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尤为重要。国家历经十年战创,急需医治,生产要发展,国库要充实,黎民百姓饱受十年战乱之苦,迫切需要安抚。正如贾谊所言:“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⑧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不顾百姓疾苦,倒行逆施,施用严刑苛法,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实行文化专制,收缴天下兵器,大动干戈,不断向外扩战。秦始皇的暴政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一旦百姓没有活路了,就会官逼民反。如同作者所说:“自古及今,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⑨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正是汉朝的一面镜子。西汉初期,经历了春秋战乱到楚汉相争五百多年的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土地荒芜,人民流亡,人口减少,经济凋敝,都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贾谊的《过秦论》正是针对这种社会现实而主张“施行仁政”,给百姓以喘息的机会,以此求得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汉高祖刘邦顺应历史,采取一些应急措施,规定“与民休息”⑩的政治方针,建立汉朝制度,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减轻一些租税与徭役,百姓因此得以安身立命,社会生产得以缓慢的恢复并发展,这些给盛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至汉文帝时,社会仍然趋向繁荣发展的好势头。然而,贾谊正是透过太平盛世敏锐地发现西汉社会各方面浅滋暗长的危机,才作《过秦论》,以古鉴今,透彻阐明“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他希望汉文帝能从秦亡的史实中吸取教训,深切广泛地“施行仁政”,真正做到进一步安抚百姓,以求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进而使得刘汉王朝长治久安。汉文帝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贾谊的一些建议,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还常奖励努力耕种的人,“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百姓虽然劳作辛苦,却也能安身立命。汉文帝还提倡节俭,不为个人享受多耗资金,同时也减轻刑罚等,因而赢得民心,进一步发展了生产,以至呈现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这就为“文景之治”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不仅如此,贾谊的《过秦论》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宋代苏洵、苏辙父子均作过《六国论》,论述六国灭亡、秦国强大之因。明人李桢也曾作《六国论》,阐明秦朝灭亡之故,指出“是故秦不极强,不能灭六国而帝,不帝,则其恶未极,其恶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唐朝的杜牧作《阿房宫赋》讽谏年仅16岁的新帝唐敬宗,指出“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族而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力谏唐敬宗施行仁政,安抚百姓。二苏李杜之作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贾谊的《过秦论》,借古论今,以鉴当朝。当然,贾谊不是史学家,而是政治家、文学家,他不可能看到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他不可能完全脱离封建统治者的立场,站在百姓一边为民呼喊,即便“过秦”规汉,企盼长治久安,那也只是为了帝王的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