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之现当代文学说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得不先明确一下现当代文学分界问题，即从何时起,中国文学进入了现当代文学？但似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这个问题仍然没右一个定论。一般，比较传统的说法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但近來，又有学者提11!1937年抗战爆发说和1942年的“延座讲话”说。其实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就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的这个观点來说，似乎也没有足够的理性的依据。和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新中国的成立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10月1H那-•天，毛泽东并没有发表任何有关文学的讲话或文件，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给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指导性的意义。反过来讲，或许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重人事件干扰着我们的视线，使得我们依附于这些事件给文学硬分界，进而使得事件的意义混淆，文学的界限不清，使我们忽略了从文学本身的发展动态来判定分界的一种软思路。不过,如若一时难以得出定论，也大可放Z—放，要想从这短短的几十年中找岀-•个分界也不是朝夕间的易事，再过上几十年，甚至更久，后继学者们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毕竟，在历史长河中，几十年确实不长，而现当代文学也是方兴未艾，也许后來人把现当代文学的分界说成是纪XX年代”也未可知。这也止应了我在上面提到的，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许并不足以成为文学分界的标准。总而言Z,小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探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很多不同的的文学形态。文学艺术有自然形态，也有观念形态。古往今来，我觉得文学艺术都具有自然形态和观念形态，只不过因朝代不同，两种形态所占的比例有所并别罢了。我们知道，当文学和对独立存在时，它的自然形态就更加明显一些，相反，当文学无法相对独立发展，即它受到政治、军事抑或其他因素影响较大时，那么它的观念形态就会更加明显。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态当属后者。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事实足以让中国文学招架不住。文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状况，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当社会发展进程出现“大跃进”的时候，怎还能指望文学发张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这种情况下，文学极易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脱离本来的发展轨迹，变得极富有时代特色。先说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这一革命的主体大多是平民知识分子，这就意味着他们最富有革命精神和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社团流派，比如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湖畔诗社、浅草沉钟社、南园社、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新月社，以及Z后的问题小说、写实小说、乡土小说或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这些都以论争或文学作品的形式推动文学尽快适应当下的社会现状。到了新小国成立后，文学真正成为了国家政治管理一种工具。即使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说过政治和文学是可以统一的，但是，事实上是不太能统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条件是文学的核心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得是“花”，才能齐放，才能争鸣，这无疑是限制了文学的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一特殊情况下，在十七年文学中，学者作家们考虑的应该是写什么，这比怎么写似乎更重要些。因此创作队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作家因人而异进入了搁笔者（如茅盾、沈从文等）、换笔者（如巴金、张天翼等）、折笔者（如丁玲、萧军等），当然也有健笔者。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比较繁盛，创作数量大，创作作家多，也出现了艺术上有一定追求和特点的作品。像茹志鹏的《百合花》、王蒙的《组织部信赖的年轻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时期的十七年文学，我觉得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十七年文学的作家大多是在新文学的熏陶中认知和从事文学事业的。新文学的精神渊源主耍来自与西方文化传统，有梁启超、鲁迅等先驱开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传统是新文学的精神，此时，文学的服务性与功利性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使得很多作家开始思考口己的身份。比如说茅盾。茅盾是五四新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对新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但同时，他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长，是文化部的重要官员。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