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伊斯兰发展的瓶颈之一□张承迁2012.1.16.我们中国穆斯林感到无比骄傲的，是从明代就开始了我们的经堂教育，这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毫无疑义的。在华的穆斯林的聚居区，从一开始的番坊而转化为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寺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清真寺不但成为穆斯林礼拜真主的圣洁地方，而且也成为阿訇开学教课的学堂。在并不开明的王权统治下，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宣讲教义的人才。使伊斯兰在汉语语境下缓慢地发展着，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正像伟大《古兰》所教导的：“我成对地创造了一切，以便你们思考”（《古兰》51:49）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成对地出现，都有其利弊的表现形式。在我们所推崇的经堂教育方面，无可避免的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致使我们几百年来，在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前不久天津的李山牧先生曾写了一本批判我的书，即《论混合的宗教》，客观地说，李先生的批判是很及时的，但可惜的是，他选错了目标，这一板斧并没有打在我身上，白费了气力。他的某些观点，却恰恰打在哈佛大学的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身上。正是这位波斯籍的教授，又在那里兜售新一代的苏菲神秘主义教义。由于得到一些人的吹捧，我们那些有追星心理的人，又不知如何是好了，纳斯尔的所谓三贤哲的沉渣又泛滥起来。中国许多穆斯林不太清楚，我们吃苏菲神秘主义亏太大了，因为苏菲神秘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就是违反《古兰》教导的。他们从希腊哲学和拜火教信仰吸取营养，人为制造“天人合一”，宇宙“流溢说”以及“泛神论”思想；但是苏菲广大信众的虔诚，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又是许多信众所不及的。在社会上标榜信仰的当权者利用信仰，穷奢极欲，巧取豪夺，生活糜烂的对比下，人们宁可拥护走入异端的，但在生活上廉洁的苏菲，也不愿赞成那些口是心非的伪信者。这就为苏菲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今天的现实也说明这个问题，阿訇和念经人只在那里娶活送死，他们也很少有传教意识；阿訇的苦衷也是一言难尽，他们要养家糊口，要争取城市户口，要争取不被辞退，要争取到教众富裕的寺坊，还要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还要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上学；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支持，一切都要成为泡影。我们从哲赫林耶的七爷马元章身上可以看出，他思想上是拥护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的，但是他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北京，看看袁世凯的风向。七爷马元章是位很了不起的领袖人才，从他冒着身家性命两次挽救马进西的事迹，说明他从清朝惨痛教训中，懂得了信仰和宽容是多么重要，他不忍心因为意识形态使教众内讧而流血牺牲。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伊斯兰的信仰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哪里去找答案呢？除去《古兰》和可靠的先知言论以外，所有的先辈和学者，我们都只能是借鉴参考。我们主要依赖的是真主启示的《古兰》教导以及符合启示精神的先知言行。很多人（包括在李山牧的文章里）传说使者先知遗嘱：“我死后留下两个法宝，《古兰》和圣训。”这是非常不可靠的，《布哈里言论集》里就没有这个话。使者先知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他不可能把自己的话与《古兰》平起平坐地提出来，他为什么不允许记录他的话，说明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就是传达真主的启示。在他弥留之际，他只嘱咐必须遵守真主的经典。“穆萨利夫传述，我问伊本奥夫‘先知是否留下遗嘱？’他说：‘没有。’我问：那么，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么规定人们必须要遗嘱呢？’他说：‘先知嘱托，必须遵守真主的经典。’”（《布哈里先知言论集》2740，2741，4460，5022）“艾斯沃德传述，有人在阿伊莎跟前提到先知归真前曾给阿里留下了嘱咐，她说：‘谁说的？我一直看护先知，我让她靠在我的胸口上，他叫人拿来一个盆子吐痰，接着他浑身松弛的去世了，连我都没有感觉到，他是怎么给阿里嘱咐的呢？”（《布哈里先知言论集》4459）说明使者先知除了留下“必须遵守真主的经典。”这句遗嘱外，没有留下其他的话。而且据阿伊莎传述，使者先知最后一句话是“主啊！求你使我加入到最高尚的伙伴之列”。（《布哈里先知言论集》4449，4450，4463）这句话是有《古兰》证明的。“谁服从安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