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农民增收亟需改革涉农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不仅使农业人口的流动和转移就业受到了刚性约束，而且使农民通过向城市迁徒就业来增加收入的途径也被阻塞了，造成了农民的制度性失业。纵观世界，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就业制度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及早地从宪法、法规、政策乃至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也是给予农民的基本人权和国民待遇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打通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问题。■谢茂拾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就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从根本上阻塞了农民通过社会转型增加收入的途径，应当成为“涉农”制度改革的首要对象第一，农民增收面临着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从市场约束看，在我国加入了WTO后，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将会逐渐主导国内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在这一背景下，即使我国政府给予农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农民也很难从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中获得递增的边际收益。其中原因除了我国农产品的成本高昂之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农产品价格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少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当前可以采取的各种经济与政策措施都将受到市场供求、市场价格等因素的低弹性约束。在现有市场开放的格局中和世界农产品总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如果既不改变分享总量的农业人口，也不封闭国内市场，农民大幅增收自然无法实现。从资源约束来看，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呈现出极大的矛盾，过多的农业劳动力附着在有限的土地上，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瓶颈。我国现有农业户籍的劳动力4.9亿个，而耕地仅有19亿亩。若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仅需1.9亿个劳力;加上已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力1.3亿，有效利用的劳力3.2亿；处于剩余状态的劳力为1.7亿。这一数字尚未包括每年新增的一千万左右的就业大军。面对人均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即使充分进行农业集约化生产和最优化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民都将难以通过农业生产获得参与分配社会平均利润的机会，同时也难以实现人均纯收入的边际递增。2003年，农业在我国GDP构成份额中已经降到14%以下，但农业劳动人口仍占到我国总人口的60%以上；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民只能分享全国GDP的14%的份额，其人均纯收入的低下就不言而喻了。第二，市场和资源双重约束条件下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减少农民面对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在“三农”之外寻求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途径，即用减少农民的办法来增加农民收入。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远远地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城市化水平。社会转型的缓慢使大量农业人口滞留在农村，造成了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和农民增收的困难。我国要从二元社会结构彻底转型为一元社会结构，显然应该消除农村和城市之间在GDP上的巨大差距。按目前经济总量水平和全国总人口13亿推算，假设以农民人均GDP与城镇居民人均GDP相等为依据，现在我国的农业劳动人口保有量应是1.82亿，而不是8亿；再假定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同步，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则现在城市化水平应达到86%。但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有近40%,离理想目标尚有46个百分点。第三，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打通农民增收根本途径的必要措施现在的问题是，我国还沿袭着一项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即1958年正式实施,1982年得到宪法肯定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就业制度：将全国公民从户籍上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劳动者被分成农村就业者和城市就业者。这一制度不仅使农业人口的流动和转移就业受到了刚性约束，而且使农民通过向城市迁徒就业来增加收入的途径也被阻塞了，造成了农民的制度性失业。纵观世界，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就业制度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及早地从宪法、法规、政策乃至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也是给予农民的基本人权和国民待遇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打通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问题。现存农村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土地作为资本的功能的有效发挥，极大地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