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神圣化:桂东南乡村社会道公探究摘要：道公在桂东南地区普遍存在，其所承载的信仰文化与乡土社会的俗世生活紧密关联。其发展过程因神灵信仰体系对地方民俗传统的顺应包容、科仪经典对儒家孝道伦理和佛教果报思想等多教合一的世俗化伦理取向、生存理性下农民道公做道的工具化，以及社会转型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的渗入及国家力量的深度介入等多方面因素而呈现出去神圣化特征。关键词：去神圣化；道公；民间信仰中图分类号：K8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3)01-0065-07一、广西道公称谓辨正桂东南地区自古为百越地，历来存在较为浓厚的自然崇拜观念和丰富的巫信仰，道公神职人员存在的持续性和繁盛度展现了这一信仰文化上的本土特征。道教传入广西后，与有好巫尚鬼传统的原生性宗教相融合，经过地方化、乡野化,形成本土化的民间信仰，并深刻广泛地渗透入各种民间习俗。作为沟通人、鬼、神的重要中介，其神职人员，以道公为主，以其世俗化、日常化的仪式操演，嵌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习俗，如生老病死的仪式过渡，搬迁上房、交易出行的择吉避凶等，均请道公设置“道场”娱神慑鬼。正统道教进入桂东南地区后形成民间道教，是道教正一派与地方民间信仰的融合，其神职人员除了道公外，民间还活跃着麽公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师公。一直以来学术界多从研究者的客位视角对道公、师公、麽公的认识常有混淆，所以有必要从当地人的主位视角对其进行梳理辨正。道教约东汉年间传入广西，是广西的主要宗教。光绪《容县志》记载，东汉汉安至建康年间，有刘根、华子期、廖冲、廖平、廖扶、滇媪、陀妪等到都娇山修道。《晋书？葛洪传》也有记载，东晋初年，葛洪闻南方交趾一带盛产丹砂，遂辞官求勾漏（今北流市）令，以就近采药炼丹。道教传入桂东南地区后经历了一地方化、本土化的变异过程，有别于正统的道教，有学者将之定义为“乡野道教”一［1］。正统道教的这一变异过程，可以道公等神职人员的研究为切入点获得印证。他们的非职业化特征明显，缺乏相对严格的教义教规，一般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和门派之分，并逐渐呈现出信仰的工具理性化趋势，等等。道教的神职人员主要有道公、师公等，其称呼、仪式职能等略有区别但往往又相互交织。学者的研究表明，通俗而言，师公为武、道公为文。具体而言，师公的法事仪式习惯上称为武坛，道公的法事活动称为文坛；师公尊“三元”为祖师，道公尊“三清”为祖师；师公信奉土俗神，道公则无土俗神信仰；道公在法事活动中多以诵经书为主，师公则除了诵经外，有许多舞蹈与武术表演等不同之处［2］。但局外人对这一情况往往难以辨识，因此各地通常笼统称之。在桂东南地区，人们的观念普遍是壮族人多称之为师公，而汉人多称为道公，因此本文从地方性角度出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以道公名之。二、木梓镇的道公及其谱系、仪式（一）木梓镇道公的发展简史以“化外之地”的巨岭恶瘴为屏障，桂东南地区作为文化边缘地带，历来有尚巫传统，鬼神观念、原始宗教活动等相对盛行。因祭鬼求神活动不可或缺，作为神职人员的道公便应时而生。以道教为体，糅合民间文化，创造了地方性的道教体系。木梓镇一带的道公出现于何时，因地方史志的阙疑，已很难做出确切的考证。根据木梓镇老一辈道公们的口述采访，他们的先祖曾提及，起初从广东传入，留传至今已不止200年。由此推测，木梓镇的道公应在19世纪初出现。百余年的相对自由发展，到民国时期一度被禁。是时，桂系首领的明令禁道，广西的正统道教活动普遍受到限制。1926年，桂系首领黄绍玆因致力于建设广西的地方县政与教育，通令各县，改道观为学校，变庙产为公产，道具被没收,道士被迫改行。至1949年，广西道士人数减至几十人，道教活动随之骤减［3］。贵港的民间道教和道公其处境也不例外，道公的群体规模及其宗教活动的活跃程度均受严格限制，只有极少数能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存续。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地方道教和道公更被视为封建四旧而被严厉批判打压，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力量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