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哲学反思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哲学反思引言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已走过曲折、漫长道路。当代中国音乐美学，正面临转型、突变关头。在历史行程中，由于一定初始条件和特殊和合因缘，过去已经铸就。在历史行程中，由于时代思潮影响和学人自觉努力，未来已显雏形。当此关头，在一个全景性论域视界，以一种系统性思维方式，对当代中国音乐美学进行历史、哲学反思，必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坐标，把握思路的轨迹，确定前进的方向，进行深入地探索。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开始重新审视世纪之初至今的中国音乐美学论坛。一，社会功能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初始要旨当代中国音乐美学，从一开始，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本世纪初以来，有着高度发达形态的华夏文明，第一次真正地面对灭绝的威胁。---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存亡”、“续绝”、“卫国”、“救民”，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天职。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青主《乐话》、《音乐通论》（还有萧友梅、王光祈、黄自等人的某些论著）一类在学术层面上引进西方近代音乐美学的著作，尽管对绍介西方音乐起到了影响深远的巨大作用，但却未能成为当时主导的音乐美学学术范型。在民族生死的关头，迫于危急的形势，王光祈、黄自等人甚至青主也不得不将主要的精力专注于“音乐与人生”的问题，而未能将某种更具学术独立性的（如1920年萧友梅之《什么是音乐？什么是乐学？》、《乐学研究法》所代表的）音乐美学学术范型贯彻始终。当时压到一切的紧要问题是：“音乐能够存亡、续绝、卫国、救民吗？”回答只有两种：“能够！”“不能！”“不能”派，正好在晚清、民国之际的《墨经》校注整理热潮中找到了《墨子·非乐》的利器；而“能够”派，不仅和儒家“乐与政通”、“乐移风俗”一类的乐论发生了共鸣，而且以“学堂乐歌”、“群众革命歌曲”等等的实际效能作为有力的证据。尽管，梁启超早已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音乐之“社会功能”给予了肯定地评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但是，直到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第一次为说明“音乐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层面的文艺学理论基础。《讲话》的宗旨在于“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目的，必然要求适应其目的的手段；问题的提法，逻辑地决定了回答的性质。因此，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提出了如下的结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并不讳言这些结论的功利主义。他明确宣言：“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些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者，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那个以“存亡”、“续绝”、“卫国”、“救民”为其首要任务的历史时代，这种彻底的、公开的功利主义，无疑具有所向披靡的论辩力量和现实力量。正是这种“重社会功能”的思维维度，决定了其理论体系的根本结构及深层意蕴，决定了其理论体系的根本局限及遗留问题。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之中，就文艺所及的对象现实而言，“自然宇宙”（山、水、风、月、花、鸟、虫、鱼等等）除了作为社会生活、主体人格的“象征”之外，一般地不在其理论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