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文翻译）我在考虑今天要讲些什么时，觉得不讲中国就是错误。这完全是真实的，因为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的祖先在美国，我现在住在自己的国家并仍将住在那里，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不过，完全为了个人的原因在诸位面前说中国小说这个题目倒是有些冒昧。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做。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启发意义。我说中国小说时指的是地道的中国小说，不是指那种杂牌产品，即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这些作家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小说在中国从来不是一种艺术，也不被这样看待，而且任何中国小说家也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中国小说，它的历史，它的范围，它在人伤生活中的地位——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必须按照这样一种事实来看待。对你们这些今天慷概地承认小说的现代西方学者，这无疑是个奇怪的事实。但在中国，艺术和小说一向是截然分开的。在那里，作为艺术的文学为文人们所独有，他们按照自己的规则创造艺术，互相应和，根本没有小说的地位。那些中国文人占据强有力的地位。哲学、宗教、文字和文学，按照专横的经典规则他们拥有所有的一切，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学习的手段，只有他们能读会写。他们的强大力量甚至使皇帝也有些畏惧，因此皇帝设想出一种用他们自己的知识来控制他们的方法，使官方考试成为在政界晋升的唯一途径；那些极其困难的考试，使人们为了准备考试而耗尽整个生命和思想，使他们忙于记忆和抄写过去的死的经典而无法顾及现时和现时的错误。在那些过去的经典当中，文人们找到他们关于艺术的规则。那里不是没有小说，但是，他们的眼睛看不到小说被创作出来，因为人民创造了小说，而活着的人们做些什么并不会引起那些认为文学是艺术的文人们的兴趣。但是，如果说文人们无视人民，反过来人民也嘲笑文人。他们想出了无数关于文人们的笑话，其中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天，一群野兽为了猎食在山坡上聚在一起。它们互相商定，外出猎食一整天，天黑时再聚在一起分享捕到的食物。白天过去了，只有老虎归来一无所获。别的动物问它为啥什么都没有捕到时它非常不高兴地答道：“早晨我碰到一个学生，但我怕他太小不合你们的口味。中午我遇到一位先生，但我放他走了，因为知道他除了有口气瘦得什么都没有。一天过去了，我再没碰到一个人，觉得非常失望。然而天黑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秀才。可是我知道把他带回来也没用，因为他又干又硬，如果吃他会硌坏我们的牙齿。”文人作为一个阶级，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人取笑的对象。文人常常在小说里出现，而且总是像实际生活中那样，全都长期读死的经典作品，因此小说把文人们写得都非常相象，人们也确实觉得他们相像。我们西方没有一个和中国文人相似的阶级——也许有些个人和他们相似。但在中国他们是一个阶级。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是一个合成的形象：身材瘦小，脑门突出，两腮无肉鼻子又扁又尖，双目黯然无神，戴着眼镜，一口卖弄学问的腔调，说些除了他们自己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规则，而且无限自负，既轻视普通人也轻视其他文人，他们穿着破旧的长衫走路摇摇摆摆，一副傲慢神态。除了文人相聚之时，别人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读那些死的文学作品，试图能写成那个样子。他们憎恶任何新生事物，因为他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归入任何他们已知的类别。如果他们不能归类，他们就肯定那无关重要，而且深信自己绝对正确。如果他们说“这是艺术”，那他们就确信在别的地方不会见到，因为他们不承认的东西就不会存在。由于他们未能把小说归类于他们所说的文学，所以他们认为小说就不算文学。姚鼎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在1776年列举了构成整个文学的各种著作。这些著作是散文、官府文件、传记、墓志铭、警句、悼词以及历史文章你们看得出，其中不包括小说，尽管那时中国小说经过几个世纪在平民中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点。1772年由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