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哲学：中国语境及其使命作者：贺来一、“生存哲学”的具体性和现实性西方哲学自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人以来，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理论转向，即从传统知识论哲学形态向现代生存论哲学形态的转向，受此促动，近年来在我国哲学界不少学者笔下，“生存”、“生存论”、“生存哲学”等字眼出现的频率日益增多，稍加分析，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概念后面所蕴含的深层动机和良苦用心，那就是通过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摆脱长期以来对于哲学的传统理解范式，并立足于现代哲学去重新阐释哲学本性和解答哲学问题。但是，谈论“生存哲学”，最要紧的不是引介西方理论和建构哲学形态，相反，沉溺于此恰恰有违“生存哲学”的本性。因为“生存哲学”根本不是一个“专业”，更不是一个“学科”，相反，它在哲学史上最为根本的变革之一就在于它实现了“逻各斯”与人的“生存”之间关系的颠倒，认为人的“生存”优先于哲学“逻各斯”而不是相反，“生存哲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是针对人们具体的生存境遇，去“呼吁性地发问”，并在这种发问中，使人“回到自身”（注：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宋祖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生存哲学不能找到答案，而只能现实地生成于思想的多样性中。它是合时势的……，它唤醒了它本身所不知道的东西；它说明并进行推动，但它并不固定什么东西。”（注：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宋祖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2页。），因此，“生存哲学”与其说成是一种“理论学说”，不如说是一条“思”的“道路”，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对人具体的生存境况和生存意义的反省、解蔽和诠释性“活动”。在此意义上，生存哲学总是与人具体的生存境遇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具体性”和“现实性”构成了它最为基本的思想品格。在西方，“生存哲学”正是作为对西方人特有生存境遇的一场反省性活动而兴起的，它根源于理论和现实上的双重“忧思”。在理论上，它是对西方哲学漫长的惟智主义理论传统所导致的对人具体生存的遗忘的一场反省和解蔽性活动。“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注：《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篇，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70-771页。），这种迷恋于“超感性世界”的理论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里终于导致了“水晶宫里人不见”的逻辑终局，整体的、具体的人的生存被稀薄的理性蒸发成抽象的幽灵，正是面对这种特有的理论“时势”，克尔凯郭尔要以“我在”去取代黑格尔从概念化的理性所推演出的抽象“存在”，尼采要以“权力意志”去取代自苏格拉底以来变得愈加“放荡”的理智，海德格尔要以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去取代西方漫长的形而上学传统……，具体路径各不相同，但基本旨趣是共同的，那就是以个人的整体性、具体性的生存抵制空洞的理智对人的抽象和过滤。另外，它是对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特质的一场深刻的反思活动。据专家研究，西方“生存哲学”的兴起至少与三方面的时代气氛内在相关，其一是“宗教的没落”，愈益世俗化的时代精神状况使宗教失去了影响力，而失去了宗教，就意味着现代西方人失去了与超越的实在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联系并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渊；其二是“理性的生活秩序”，标准化和机械化成为现代西方人生活的基本特征，这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日益“抽象化”而失去了真实的存在感；其三是科学对自身“有限性”的揭露，世纪之初物理学和数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以理智的方式发现了理智自身的有限性，从而揭示和加重了人前所未有的“有限感”。（注：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彭镜禧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9页。）可见，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生存哲学”，在本质上就是针对其特有“时势”所形成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思性“运动”，它与其现实的、具体的“语境”是密不可分的，舍此将无以理解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