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国进民退姚中秋摘要：现代市场制度的各种要素在中国经济过程中已经占到相当大比例。但是，国家主义的基本经济控制结构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市场化因素不过是国家主义经济增长规划可资利用的一个新工具。不要说通过经济体制制度推进其他领域变革，即便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就已大体陷入停滞。经济学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转向，改革理论也需要放弃增长注主义意的幻觉，重新找回其曾经有过的制度主义视野。否则，经济学就将葬送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三四年前，笔者撰文提岀：中国正岀现一轮“再国有化”运动1o当时所针对的主要是石油开采和成品油零售市场上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协助下，挤压、驱逐私人企业的做法。此后，“再国有化”果然呈现为一场波及多个行业的运动。在2009年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国进民退现象更是触目惊心。尽管有人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但下列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山西省强令私人煤矿合并到大型煤矿，其中主要是国有煤矿；在经济衰退背景下，私人中小企业处境维艰，国有企业既得到政府援助资金，也得到大量政府订单，规模反而不断扩大。到今天，九十年代以来进入“制高点”行业的私人企业，儿乎逐一被驱逐出境，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重新确立了垄断地位。诸多官员与政府经济顾问声称，国有企业可以提高效率；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们则声称，这正是中国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不过;主流舆论对于国进民退，还是持批评态度的，并对其可能的经济后果，有充分认知。本文拟将其置于中国之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中、从较长的历史尺度进行观察，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国进民退”现象并非独一无二，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多次发生过。它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中有发生的内在机理。而这一点既是中国没有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个象征，也是中国无法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个原因。现代国家的经典经济增长规划自十五、十六世纪以降，自英格兰始，经美国、欧洲大陆各国，以至所有与西方接触之文明共同体，都走上了建立现代国家之路。这种国家是经由“国民(nation)"同意、旨在增进公共之善，以法律为基础而成立之治理共同体。这个治理共同体内包括两大部分，即社会与政府。现代国家由现代政府的结构与程序和现代的社会秩序及两者间的特定关系共同构成。建立现代国家就是建立维系现代国家正常运转的相关的规则、制度，并将其组织成为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制度组合。这个现代国家秩序，又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面向：现代精神秩序、法律秩序、政体结构、以及商业秩序。一个共同体，惟有同吋具备了比较优良的现代的精神秩序、法律秩序、权力结构和商业秩序，政府才能保持稳定，社会才能够繁荣，现代国家始告建立。这其中，建立以现代方式牛产和分配物质性财富的机制，对于现代国家的成立和正常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国家至少具有两大基本特征：首先，从精神上看，现代人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物质财富在人的价值排序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几乎居于最高位置，这一点，从现代中国人的物质主义精神即可见一斑12。其次，现代国家的主体是“国民”，与前现代社会的构成要素相比，“国民”的基木特征是人人平等。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现代国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应付一个严峻挑战：在前现代社会，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的贫穷是共存的，而在现代社会，这一点失去了正当性，全体国民平等地富裕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因此，欲保持稳定和生命力的现代国家必须构建出一套制度，以高效率地生产财富，并在全体国民中间比较均平地配置这些财富一一这里的“均平”，不是平均，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财富可以有差距，不过它主张这种差距不应过大，以至于损害人们、尤其是贫穷者的共同体意识。现代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点，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经典的现代经济增长和分配规划，它支撑、形成了现代商业秩序。这个增长规划至少包括如下几项制度：容纳物质主义的宗教和道德。韦伯、托尼等社会学家探讨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就是试图探究，传统的禁欲主义的宗教伦理如何经历一番转换，容忍甚至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活动，把追求私人物质利益的努力人为实现一个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