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萨义德引作《东方学》的题记。[1]萨义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同道们想说明的是，东方学不仅为西方构筑了一个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和言说该“东方”的知识体系，而且作为话语支配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方文化或殖民地文化对自身的反思。跨文化交流的知识霸权理论，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的国民性批判问题。(wwtecn)从梁启超最初提出国民性批判理论到鲁迅为这种理论创作了一个文学典型阿Q，[①]国民性批判构成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专制暴虐、战乱摧残、民生艰难造成国民的卑劣品性或奴隶根性，诸如“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2]欲建设新国家，必先改造国民性。陈独秀在梁启超“新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卑劣无耻退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认为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3]鲁迅弃医从文，据说也是因为醒悟到医治国民之精神比医治国民之体格更重要。他塑造出表现“国人的魂灵”的阿Q，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自贱又自大、怯懦又残忍、愚昧而充满奴性，为国民性批判提供了一个典型代表。[②]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到《东方杂志》、《新青年》，国民性讨论的高潮持续了近20年。在普遍的观念中，不仅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要为中国现代化滞后的历史负责，改造国民性也肩负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wwtecn)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批判当作中国现代化起点，体现在这个起点上的西方话语霸权，不仅使国民性批判本身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性受到怀疑，还可能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认同。许多人注意到《阿Q正传》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③]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看过该书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阿Q的种种性格特征，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鲁迅在思考国民性问题时也一再提到明恩溥这本书。[④]然而，《阿Q正传》与《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问题，不仅限于文本与文本之间，更重要的是文本与特定话语的联系。因为个别文本的写作总是在话语体制中进行的，用萨义德的话说，文本是话语的“织品”。明恩溥有关中国的国民性的论述，是西方一个多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终结，《中国人的性格》中的许多看法，不仅在明恩溥同时代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赫尔德、孟德斯鸠。鲁迅、陈独秀、梁启超代表的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思想也不仅限于明恩溥或黑格尔。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已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一个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评判体系、意象和词汇以及修辞传统。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wwtecn)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作为一种知识霸权支配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批判。本文在这一前提下试图重建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知识谱系。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话语霸权体现在思维模式与观念主题两个方面。前者为中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国民性批判是在与西方文化对比下讨论中国的国民性的[⑤]；后者为被西方所假定、界定、否定的，种种固定的所谓中国人的特征或与历史分离的抽象的“本质”，如奴性、愚昧、懒惰、麻木、懦弱……这些所谓的特征或东方性本质，是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本虚构，它并不意味着真理而只是一种表述。西方在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系统，随着西学东渐与现代化思潮进入中国知识界，在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无意识层次上行使着知识与学术、文化与道德权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国民性批判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格局与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原型中进行，西方话语的力量不仅表现在这场批判与改造的思潮的思维方式与范畴中，甚至表现在其基本动机与目的上。(wwtecn)本文描述与分析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知识谱系，并非要否定国民性批判本身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也并不认为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就可以超越或消除它。事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