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贫居心态及人生境界陶渊明是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诗作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竟然是一个田园诗的圣代？陶渊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为何偏偏是他创作了如此巨大数量的田园诗歌？我们试图通过对其内心精神世界的分析去揭开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一、陶渊明的生存环境分析（一）一家之言历史的发展是漫长的过程，人们生活在“现代”，无法确证未来，而对过去也是模模糊糊的意识，这就造成了认识论的偏颇：多数情况下，人们缺少整体的历史观念。钱中书先生在他的一片散文中说的好：对人类而言，远古时代其实正是人类的童年，而不是比现代人要老，真正老成的倒是现代人。我赞成这句话，如果让秦汉魏晋的人去总结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无异于使之做“无米之炊”，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历史是短暂的，尚不能够呈现出足够的规律性。现在，我们既然占有了足够多的材料，虽然其中有为皇家做传的讹诈，但当我们将中国的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浓缩，我们就不难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文学离不开文字，文学发展的历史自然也应该是从商朝开始。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因此，我们要探究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就首先要探索中国政治流变的规律性，并探索中国文化的变化规律。对比中西方文化发展，西方文化发生过巨大的波折，打个比方，就好比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曾经短暂的“失忆”，在中国，文化是一贯的，她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匮乏，但是，几乎在同样的年代，中国文化也曾经十分迷茫。又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哲学——最智慧的学问——的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不断的将哲学推向前进。言论与思想是推动政治的发展？抑或阻滞中国政治的发展？中国向何处去，已然成为秦人需要面对的问题。秦统一之后，做了几件大事，在文化上的态度就是焚书坑儒（儒并不是指儒家，而是指文人）。显然，秦人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政治混乱，国家动荡的原因。这次，虽对中国文化造成劫难，却也让我们看到中国那个时代的人对中国历史的总结。秦朝命短，这不能不让后来的汉认真反省，汉在总结前朝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做了如下总结：百家争鸣固然祸国，但“焚书坑儒”也是无功，那就留下一家，做思想的统一。众所周知，汉人提出了一个当时看来英明的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说当时“英明”？因为正是这个决定，从此，文学、文化成为政治的附庸，中国文人及一切中国人开始了言论半自由状态，而中国的哲学再无法向前推进半步。西汉东汉400余年后，迎来中国历史的又一次大的总结。这次总结更多的是从上而下的各阶层的人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尤其是反映在文人身上，更是对人生要义的探索。三国混乱不堪的纷争与权利纠结，魏晋各朝代权力的频繁更迭加剧了这种进程。饮酒、服药、玄谈成为时代的标志，而前代的哲学传统也被各家人拿来“今用”，儒、道、释三家思想成为中国时人解决问题的基本凭据。当时的基本状况是：统治阶层试图寻找新的思想统一路线，由此佛学兴盛；中国本土的出世、入世思想则在基层的文人对人生要义的思考下得到发扬。（二）史料分析1、东晋是我国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东晋时门阀制度的盛行本是历史的必然。追根溯源，可追至周朝的分封制。周朝的政治本身就是贵族政治，但是后来，西方的制度继续保持了贵族政治的血统，与中国个贵族政治制度的分水岭的标志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同时或者更早，西方政治的模式在雅典形成，其基本特征是贵族民主制。而中国在“问鼎”了几个世纪后，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其实质就是平民的独裁制，对这一制度的最好诠释是陈胜说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东晋是在汉朝总结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反省，显然，汉开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药方也失败了，当当权者无法做更深刻的正确分析的情况出现，那他就必然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应该说，魏晋统治者认为门阀政治制度是维持统治千秋百代的救命稻草，但是这个制度有个致命的缺陷，中国式的传统影响了贵族民主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