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二史《文学传》之转按及其意义摘要：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梁书文学传》纳・入传主二十四位，《陈书•文学传》纳入传主十四位。较之前史而言，梁陈二史对梁、陈文人的记载更广泛、更集中,例如《文学传》中史传人物数量明显增多，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史传人物文集的辑录情况等等。史臣着重记述传主的文学活动，注重时人品誉，并最终确立了前序后论的史学体例。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梁陈二史不仅存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而且，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不言而喻。关键词：《文学传》；选择；转变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84—03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的《后汉书》，南朝正史《南齐书》、《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史臣的评述意见如《文苑传》序论等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从而体现出某些鲜明的时代特征。司马迁和班固列司马相如、扬雄为专传，其目的就是为了显示汉代大赋的创作成就。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为特别优秀、影响甚巨的作家文人设专传、“以文传人”的一种体例形式。后来，范晔的《后汉书》较好地吸纳了魏晋及刘宋史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创设《文苑传》，收录东汉文人二十二名，是以特定的体例方式记载东汉文人的文学及学术概况。《后汉书・文苑传》中的人物选择主要倾向于那些名声不太大、但却卓有成就的文人，如王逸、赵壹、郦炎、祢衡等。可见，该传是为这些有声名而无实职、有才华而无地位的文人设立的。这一举措不仅直接影响了正史的体例建设，同时也是对传统史学“以文传人”或以官职、地位传人方式的补充，因而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继之后,沈约的《宋书》虽然未设《文苑传》，而是沿袭司马迁、班固“史中见文”的传统方式，但却列刘宋文学家谢灵运、颜延之、袁淑等为专传，并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总结与论述了他本人作为一代辞宗对文学发展的一些看法。梁代史学家萧子显的《南齐书》则改《文苑传》为《文学传》，著以序论，集中地阐述史臣对文学发展的相关见解，增强了史传文学批评的力度。在介绍史传人物文学创作的同时，史家尤其注意选录南齐文人的文论文章，如《陆厥传》中收录了沈约论述音韵声律之学的重要文章一一《与陆厥书》，这是非常可贵的。这种由记载文人创作到关注文学批评的变化不仅确定了正史《文苑传》的基本内容，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梁书》、《陈书》中《文学传》人物的选择。《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梁书文学・传》纳入传主二十四位，《陈书文学传》纳入传主十四位。较・之《南齐书》来讲，二者对梁、陈文人的记载更广泛、更集中，生活于这一时代的、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乃至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部分文人都被归入此类传记当中。无论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还是史臣对文人创作的反映与评价，所存留的史料非常丰富，二史《文学传》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梁、陈二史按照传统史书体例，将一些官居实职的文人列为专传，《文学传》载录了文学表现梁代优异的大部分文人，对此，姚氏在《文学传序》有明确说明：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约、淹、昉、僧孺、率别以功迹论。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若名位文学晃著者，别以功迹论。今缀杜之伟等学既兼文，备于此篇云尔。梁陈时代，文学极盛，例如梁武帝、陈后主这样爱好文义的君王无不频以宴会、盛以朝请，延揽文人，诗酒相酬。因此，收稿日期：2012—07—10作者简介：张亚军，女，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开封475001）。在《宋书》、《南齐书》记述文学人物的方法基础上，《梁书》、《陈书》的《文学传》的记述方式显得十分丰富和多样化，史臣尤其注意载录、吸纳重要的文学批评成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文学传》中史传人物数量明显增多。《梁书》中达到二十四位，几乎囊括了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