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模式与清末变局中国自周衰东迁后，就盘桓在列国分立与帝国一统的循环往复之间，直至清末民初之际，始有以联邦模式摆脱此一轮回的设想与尝试。那时的一系列努力，最后都失败了，问题于是留了下来。当我们走向未来时，清末民初这一段可观可叹的变局，就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那时的努力为何没能成功？从中可以汲取些什么东西？这就是笔者所要探讨的。本文主要以清末为限，是为开篇。一、清末的历史位置与西方近代文明的交汇，特别是遭遇西、东方列强的全面入侵，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数。这些变数虽然产生了许多表面上、形式上的新东西，但尚不及从根本上改写中国历史的原有逻辑[1]。这一逻辑指的是三千年来政治大势上的分合周期，其概况如下[2]：周期统一时期分裂时期一西周春秋战国二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四元—明—清清末民初大陆台湾…当太平天国战争（它标志着一统帝国瓦解的开始；前两周期处于同一位置的是汉末的黄巾起义和唐末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仍在继续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又使清国丧失了大量的主权与相当多的领土[3]。虽然列强维护了清廷形式上的统一与权威，帮助其平定了农民起义，但他们和清廷的关系，与汉末、唐末霸主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4]。此外，还有乘清廷衰败而崛起的汉族地方（以省为基本单位）势力，也几乎是不可逆转地分割了清廷的许多大权。[5]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已是列强在华势力、汉族省级（甚至联省级）地方势力和清廷这三方的联合统治。[6]中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第四周期的统一时期而进入分裂时期。它的头七、八十年，就是通常所称的“清末民初”。列强之东来是此期不同于汉末、唐末的根本之点。中国人再没有旧时那般抱残守缺、苦撑待变的余地。分崩离析之潮既不能阻，瓜分亡族之危又不容轻。但另一方面，列强对清廷的支持，却迟滞了地方势力的发展；而列强之间的均势，又抵消了彻底瓜分的现实可能。这些，就在客观上给满清留下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如果能抓住这一难得的良机，变政改制（其中当然也包括，如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先知先觉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国确立联邦类型的政体），那就很有可能挣---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脱历史循环的漩涡，而跃入一个新的境界。二、联邦模式之要义联邦模式对中国的效用，初步而言就在于它既能遏阻恶性分裂引致被列强所乘势瓜分，又能避免武力兼并达致统一从而再造专制主义帝国政制。其所以能如此，就在于联邦模式是旧式统一与分裂即极端统一与极端分裂之中间状态、第三状态、混合状态。联邦模式既反对整体完全溶合、消解部分，又反对部分完全脱离、孤立于整体[7]。如此，就能形成统一而非专制，并立而非敌对；统一以避免战争，分治以避免暴政——那样一种适中的状态。具体来说，它可以遏阻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趋于极端化、绝对化，而使中央和地方之间保持一种稳定的均势[8]。作为迥异于传统集权统一的分权统一模式来说，它无疑是针对专制主义顽症的一剂良方。但对于惯用两极对立、非此即彼思路的一般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设计似乎非常地不可思议。进一步言，联邦政体乃是其权力地位基本平等的高层地域单位（实体）之间稳定的、制度化的联合、合作。所有政体组成的关键结构，都是其成员之间如何实现整合、如何维持整合的问题。它们有两种基本模式：一、以武力兼并为主要手段整合，以集权主义维持；二、以和平联合为主要手段整合，以分权主义维持。整合之成员当然要能在需要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作为其代表的某种“中央”自然是少不了的。问题在于，这个“中央”是君临天下的主宰者呢，还是平等成员的代表机构、办事机关[9]？对于自秦以来由一霸兼并、诸侯败灭所形成的历代大一统帝国来说，自然属于第一种模式。作为第二种模式典型的联邦、无疑是第一种模式最具革命性的替代者。另一方面，传统的分裂即列国争雄，只不过是集权统一的简单对立面。它可以与后者组成一个循环，在同一历史逻辑内此长彼消，但却永无可能从根本上取而代之。而联邦模式，不仅能够以其分权性防止出现中央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