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主义李鸿中国封建社会用于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产生于隋，确立于唐，直到清末废除，绵延一千三百年之久。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是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唐太宗时，于进士科之外，复置秀才、明经等科，分科取士，故称科举。科举制的特点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较之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多少要凭点才学，且能加强皇权以集中选士大权，有利于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士族垄断，满足一般中小地主参加政治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是起一定进步作用的。我国封建社会愈走向晚期，封建专制主义愈趋于强化，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科举制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措施，即使在隋唐初创期，就有许多流弊。明清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封建专制主义也强化到了顶点。与此相适应的科举取士制度也具有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它已变成明清统治者维护腐朽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和得心应手的工具，主要起消极的、反动的历史作用。一文化专制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特点。明初，朱元璋废秦汉以来的宰相制，以府、部、院等衙门分理全国事务，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朱棣时儒臣入直文渊阁，并加强了厂卫特务统治。清代再度强化专制，内阁六部之上又出现军机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得到空前强化。封建专制政体与文化专制主义，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明清的极端专制政体，必须用文化专制的措施加以维护，以此来欺骗愚弄人民群众，压制任何民主思想，鼓吹君主的绝对权威和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所以明清统治者实行了比以往历代思想控制更为严密、手段更加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措施。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正是适应统治者的专制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清沿明制，制度比明更完备，文化专制的手段更严厉。明清对科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历代。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更重要的是用科举来控制读书人思想，使当时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获得一条最有效和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为专制统治服务。程朱理学是我国晚期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是明清统治者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明清统治者要把理学作为宗教教条强迫人们信奉，八股科举则把这一要求制度化了。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与刘基等人制定科举，“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还命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永乐十五年（1417年），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谕主持科举考试之礼部曰：“此书，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从明开始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明确规定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同时特别规定，答卷必须以程朱理学对上述儒家经义的解释为准，主要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四书集注》包含着程朱理学的核心内容，特别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什么？“三纲五常，礼之大体。”朱熹所指“天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封建的“三纲五常”。“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三对主从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信条。“三纲五常”又主要宣扬“忠君”，而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提到“天理”的高度，无疑是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神圣化、绝对化。同时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和行为，都说成是与“天理”不能并存的“人欲”，即所谓“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还宣扬“天理”至善，“人欲”万恶，要存“天理”，必须去“人欲”。可见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完全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思想武器。所以《四书集注》不但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而且是封建伦理的是非准绳和法律裁判的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理学经典，也绝非偶然。它和明清科举考试把理学作为主要内容有直接关系。通过科举考试，明清统治者既可以获得传播理学的主要途经，又可以为其专制统治搜罗大批用理学思想充实头脑的奴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