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腐败周期律：专制帝国是如何走向灭亡的腐败，是古代专制王朝难以根除的顽疾，和专制王朝相伴始终。但是，腐败的表现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呈现出周期规律。大致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比较清明，君臣相对廉洁，腐败的问题并不严重，但经过几代人之后（往往只要两三代），官场变得昏暗，腐败层出不穷，继而如决堤洪水一般汹涌而出。到王朝的末期，官场黑得像墨一样，腐败问题常态化，弄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之时，王朝末日也就来临了。我们仅以清朝为例，看看这个腐败周期的表现。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们还保留着不少关外游牧民族淳厚朴实的作风，和晚清官场的贪墨胡为形成鲜明对比。有些贪官污吏在明朝没有遭到惩处，卖国求荣、归顺清朝后却因为贪污而遭到严惩，即使立有建朝大功者也不能免罪。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亲自对朝野官员进行大范围的考核，共有969名官员因为违法违纪问题而受到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此后，朝廷对官员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康熙年间，天下欣欣向荣，国库开始充盈，但朝廷继续保持相对廉洁。当时的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甚至还出现了于成龙这样堪比海瑞的一代廉吏、万古楷模。接下去的雍正年间，腐败问题有所抬头，但雍正皇帝雷厉风行，严刑峻法，自上而下对腐败保持高压，处罚了上至亲兄弟，下至地方胥吏的腐败分子。因此，腐败势力在清康、雍、乾盛世的前期，还不敢公开抬头。乾隆时期，腐败现象走出谷底，开始强劲上扬。乾隆四十年以后，腐败公行，“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狭制，无可如何”。官场已经和市场无异，政务也变异成了商品。进入嘉庆、道光时期之后，官吏的腐败堕落呈恶性膨胀之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细微吏员，玩忽职守、敷衍怠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官场一切公事，皆点缀了事，就连御林军官兵都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咸丰以后，清朝加速腐败，百姓怨声载道。天地会曾在告示中称：“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太平军颁布的檄文则说：“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民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可见，腐败问题不仅放大了其他社会矛盾，对晚清乱象推波助澜，还要为清朝的灭亡和晚清中国的沉沦负上很大的责任。这样的“腐败周期律”并不只存在于清朝，放到其他朝代也同样有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周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套用现代用语，就是官场中人的“信仰”不断丧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所谓的信仰，在古代官吏的身上体现为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对仁、义、礼、智、信的个人操守的坚持，对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执政理念的实践。在王朝建立之初，新政权的君臣们因为亲身经历了前一个朝代的覆灭过程，或深受其害，或是前朝的背叛者，因此，他们对腐败问题和人亡政息的关系有着深刻认识，对个人操守比较坚持，再加上社会刚走出混乱，百废待兴，他们的进取心也比较足。所以，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政治清明，君臣廉洁。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连剥皮抽筋、诛灭满门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遭受元朝贪官污吏的剥削迫害，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父母死后连包裹尸体的破草席都没有，还是幼小的朱元璋和哥哥拖着双亲尸体去荒郊野地埋葬的。此后，朱元璋当小沙弥、做乞丐、扛枪造反，真正是苦大仇深，和贪官污吏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在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一接到某人贪污或枉法的报告，很可能就联想到贪赃枉法的元朝官员、父母的悲惨结局。这样一来，贪官污吏在朱元璋时期还会有好日子过吗？遗憾的是，这种仇恨会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而消失，进取心也会在安逸中被消磨殆尽。朱元璋的忆苦思甜，对嘉靖、万历等后辈皇帝是没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