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现代性语境中“农民”一词的话语探析摘要：现代性语境中“农民”一词隐含着的愚昧、落后等具有文化贬抑性的观念，在中国这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西方现代性理论参照系下，基于传统与现代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推论所形成的。这个被现代性话语权制造出来的观念所带有的对农民的歧视和批判，忽略了农民的真实现状和利益。对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关于“农民”一词的观念进行话语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现代化的反思，并使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考走向深入。关键词：农民；现代性；话语权力；客体化一、“农民”一词在现代性话语中的语义转向在中国，“农民”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词汇，在20世纪以前主要用农夫、农户、农家、农人、农丁、庄户、庄稼汉等词来指称农业劳动者，这一般是职业上的称呼。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度，中国社会阶层大致是君与民、官与民的划分，而“民”的构成主体一般是以职业为依据划分的“四民”，即《春秋谷粱传》里说的“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工民、有商民”；在等级分层上也不过是贵族和平民、穷人与富人之分(布衣与锦衣玉食、素食者与肉食者等)，农民阶层还没有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成为普遍受到贬抑和批判的对象，甚至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重农”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内容。而现代广泛使用的“农民”一词包含了愚昧、落后、狭隘、浅薄、自私等一系列基于文化分层的贬义色彩。现代汉语中“农民”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是从中国古代的词汇直接发展来的，而是一个舶来品。根据美籍华人社会学家孔迈隆(MyronL.Cohen)的考察，关于农民一词的贬抑性理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革新者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借用不少词汇作为日本汉字来翻译西方著作，正如“封建”对应于feudal、“革命”对应于revolution一样，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借来的“农民”一词正好对应于西方的peasant，后来被当作一种现代性的语汇传入中国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中。[1]155在西方的语汇里，farmer和peasant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职业称谓，后者则是基于社会阶层身份的轻蔑性用语。因此在我们的现代语汇中，农民一词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混合性，在词源上是本土的，但在含义上却继承了西方现代语境中peasant一词的含义。在现代性的视野里，中国原先的农人(farmer)变成了现代的“农民”(peasant)。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20世纪初中国社会市民阶层和农村人口之间分化的加剧是一种与传统社会区别的现代化表征，因此采用具有现代新含义的词汇“农民”来指称广大的农村人口符合了他们的现代性期待。直至今天，在极力推进现代化改革方案的知识分子那里，“农民”一词仍然带有文化批判和否定性的色彩。目前的“三农”研究里，关于农民问题占主导的观念依然是改造农民，一如当年鲁迅曾提出要救中国首先得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样，比如秦晖就说，“'国民性'基本上就是农民性”[2]238。他在谈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时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2]2农民的素质、农民的意识等方面的现代化成为当下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中最为迫切的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的参照系下，农民作为不是那么现代化的人群，合乎逻辑地成为了带有落后(相对于“先进”)、愚昧(相对于“文明”)、守旧(相对于“进取”)等传统社会性质的标志。基于中国社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自卑心理，现代化的要求变得迫切，但传统农业社会的很多事实在现代化的眼光下都显得那么的不可救药，而最大的障碍就是传统的文化积习和非常不现代的民众，他们占多数的是农民。可以说，对“农民”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身份认识，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农民的批判和关注显示了我们内心的焦虑和隐痛。现代化是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等为特质的，而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乡土社会里占大多数的未现代化的农人则自然被认为是迷信、落后和愚昧的，这些看法在20世纪上半叶那些致力于民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