谘商心理师支持台湾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现况与困境分析邬佩丽＊翟宗悌＊＊中华民国小区谘商学会壹、前言台湾心理谘商工作的普遍化可说滥觞自一九六八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国民中学依法设置「指导工作委员会」，开始推展学校辅导工作之后，各级学校也陆续跟进；原先辅导老师的角色在提供学生辅导（guidance），然而随着社会的日趋复杂，学校对谘商（counseling）人才的需要渐渐浮现，因此不少辅导老师进一步求取谘商的硕士学位；加上学校对辅导教师的聘用制度较为完善，所以过去台湾的谘商心理师多在各级学校服务，少数人在医院或小区，服务对象也以儿童与青少年为主（邬佩丽，2002），但随着大众对心理健康日趋重视，越来越多的谘商心理师跨出校园的围墙进入小区，其服务的对象更趋多元，如企业人士、残障者、性侵害、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等等；也因此在小区的谘商心理师比起在学校时，除了更直接面对现实的社会文化，也接触到更多其它的助人专业，体验到工作团队中合作的必要性。本研究即在呈现中华民国小区谘商学会，为了因应小区对协助性侵害与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需要，承办内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谘商心理师训练计划」，培育谘商心理师具备专业能力，以帮助受害人从创伤中复原的训练模式及成果；以及目前谘商心理师和官方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合作现况与困境。性侵害与家庭暴力均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强的一方可以对弱的一方施予性、或身体、或心理上的凌虐（林佩仪,2000；邬佩丽,2002），这两类议题均牵涉到根植在社会文化中，人们对性别、对公领域与私领域，及人权的看法；比如受暴妇女持续受暴，往往是因「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得不到娘家的支持，婆家又视媳妇为用大饼买来的财产，偏袒加害人，因此漠视她的受暴（邬佩丽，2000），一般人甚至包括执法人员都将家庭暴力视为家务事（黄翠纹，1998a），容许个人将暴力视为发泄情绪的管道，这些在在造成受暴妇女无力只身跳脱。所以从三级预防的观点来看，若想提升大众对人（不只是女性与小孩，男性也可能是性侵害与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尊重，彻底根除这些事件，除要从＊现为中华民国小区谘商学会理事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教授＊＊现为内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谘商心理师训练计划」第一梯次训练之谘商心理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博士班研究生初级预防--倡导及教育着手外；妥善的二级预防--如明确的法源依据，从公部门提供受害者及时且必要的援手，既有助于个人摆脱阴影，恢复原有的功能，甚至能有所成长，亦可减少个人、家庭与社会长久的痛苦。因此在许多受害人的牺牲被揭露的同时，妇女团体、学术界、实务工作者与女性政策制定者持续的争取下，政府分别于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林雅容，2000），内政部依法成立了「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及「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综理相关的业务，各县市政府也成立「性侵害暨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性侵害或家庭暴力对受害人而言无疑是个危机，因为受害人不但身体遭受伤害，亦面临生命的威胁，感到自己被人所遗弃，身体的自主权掌握在他人手而惊慌恐惧（邬佩丽，2002），这样的创伤也往往影响受害人的其它生活功能，如工作、就学、人际关系等等；而其社交网络中的重要他人，大多是他们的家人，也可能因此成为次级的受害人（姚淑文，2000；GreenstoneLeviton,1993；RemerFerguson,1995）。所以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助人工作者必须具备危机处理的理念，主动、积极且明确地，先确保受害人的安全，提供支持并安抚情绪，协助他们运用社会资源，将家属纳入治疗计划中，并与其它相关单位或助人者合作，帮助受害人解决困境，逐渐找回原本具备的能力，进一步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回归生活的常轨（邬佩丽,2002，GillilandJames,1997）。「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便明文规定防治中心需综合医疗、警政、司法、社政、教育、新闻及其它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受害人周全的保护服务--如廿四小时的热线、或紧急的救援、陪同、庇护、医疗服务，以及接下来的法律扶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