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学》教材编写的缺失、重构原则与途径[摘要]学校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要求教材的编写应顺应时代发展。我国现有教材在理论基础、研究视野、编写方式和更新速度等方面均有缺陷。秉承“开放性、人性化、实用性、时效性”四原则，整合归纳与演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规定与描述、传承与更新等方式进行教材编写是可取之道。[关键词]学校管理学教材；反思；原则；方法[]G423.3[文献标识码]A[]1671-6639（2014）01-0081-05学校管理学是研究学校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学校管理是对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学校的管理，社会历史条件是前提，制约学校管理学的发展，组织机构和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管理对象和管理目标都需要随着社会进步与时代更新作出相应变化。目前我国学校管理正遭逢新的内、外部环境：从外部看，经济社会转型、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是社会变革的主流；从内部看，大众化、科层化、多样化和并轨制改革正在深化，这就为学校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立足于新理念、新方法、新体系、新视角、新内容编写出学校管理学教材就成了现实之吁求。一、对现行学校管理学教材编写的反思虽然早在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就涉及了“分班上课”和“教育必须与生活结合”等学校管理思想[1]，在我国，学校管理学却是一门相对年轻的课程。自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起[2]，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仅形成了学科雏形，系统的教材编写基本缺失，教育管理学在整体上丧失了学科独立性，成为教育学的附庸。自1978年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引了起学术分化和专门化，学校管理学才从迅速发展的教育管理学中进一步分化成为一门重要分支学科，真正进入系统开发和研究时期。当时的教材集中回答了“学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具有什么特征？学校管理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学校管理学？怎样学习和研究学校管理学”等基本问题，对推动学科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多次出版的萧宗六的《学校管理学》①，就是这类教材中被公认的贡献最大的一本。而世纪之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阎德明主编的《现代学校管理学》[3]则既是对这类教材的经验总结，同时也面向新世纪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比如淡化管理的目的，把管理看成旨在推动学校发展、促进人的发展的手段。在经历了学科的复苏、成长、繁荣后，本世纪初的教材编写进入了整合时期，开创了新局面，在总结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同时，揭开了教育管理学史的新篇章②。这一时期，长期以来由独家出版社编写出版统一教科书的局面被打破，以“教育管理学”身份出现的教材数量空前。教育管理学研究摆脱了从单纯的“教育行政”或“学校管理”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出发思考和研究问题的传统模式束缚，依托更广阔的研究背景，突破各自体系的限制，从教育管理整体出发，从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作了研究。尽管如此，审视既有的《学校管理学》教材或者《教育管理学》中有关学校管理的研究，尚存诸多值得反思之处。首先，理论基础薄弱，形式单一，甚至在基本认识上存在误区。正如北京教育学院季平教授所归纳，既有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对理论的处理可归纳为三种倾向①：第一种俗称“海归派”，主张奉国外研究成果为圭臬，漠视我国自身学校管理学理论的建构，在教材编写上，常常把国外理论作为我国教学管理实践所遵循的标准而忽视我国自身国情。第二种称之为“企业派”，把学校管理学视为管理学的分支，惯于将企业管理的理论用于学校管理研究，却往往忽视学校管理的独特性与企业管理理论在学校中的适用性。在教材编写上，一般是先追溯管理学理论的发展，然后是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最后才谈及学校管理学。教材主体部分也多从管理职能着手，按照“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企业管理模式所倡导的程序展开。第三种即所谓的“本土派”，该派侧重对我国学校管理实践进行经验式总结，却忽略我国学校管理学研究起步晚的事实，对国外理论持盲目排斥的态度。在教材编写上，要么误把学校教学管理实践建立在对现有政策、文件的阐释说明上，用“科学性、计划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