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目前，翻译文学已普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本质上属于文学范畴，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一般文学研究的范式研究翻译文学。通常我们可以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层面进展文学研究，因此，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展。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以文本为对象的文学翻译研究本质上是翻译文学的文本研究就是侧重于对文本的语言和审美的研究，重点考察语言的等值、审美的等效；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翻译文学研究体系重要部分的翻译文学批评也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层面。实际上，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是挖掘翻译文学自身独特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翻译文学本身是不同文学、文化的中介，具有文化杂合性，它最重要的价值便是它可以成为人们研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阐释及承受的理想切入点。本文认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该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根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复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本文由论文联盟搜集整理的承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利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根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无疑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充实史料，使翻译文学史发挥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史和外国文学史的价值，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文化互动史。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源于新历史主义后期，1986年9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葛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了一篇?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ardstaPetisfulture〕的演讲，提出了文化诗学〔thePetisfulture〕概念。由此，文化诗学开始出现于文论界，后来在中国有人就把葛林布拉特倡导的文化诗学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以此来区分国内以童庆炳为主要代表所倡导的中国派文化诗学[1]。新历史主义主要从文学的承受和阐释角度来解读文学，试图通过所有文本来重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但同时也成认任何历史构建都混杂着阐释者的个人色彩[2]674。实际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就是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法，借助于文学文本或广义的社会文本而进展的一种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他们主张引入对文本的历史性〔histriityf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fhistry〕的双向关注[2]680。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就是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无视的差异，而且强调文本的阐释者总是难以完全逃脱自己的主观意识。这种认识对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很大的启迪性。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正常情况下，有责任心的译者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忠实地传达源文中的所有信息，这也是翻译本身应该具有的特点和根本功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译者往往会受到不可译的困扰，总是要受到自身视域的干扰，于是，在译本中，即翻译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的缺省和增补不可防止，译者主体性导致的具有创造性叛逆特征的误读、误释不可无视。这种认识犹如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历史观一样，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建立在大小文本之上的，具有文本性，它们不能客观真实地得到完好的再现。例如，认识历史的主要来源历史文献总是要烙上编撰者的主观意识，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完全取决于以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而导致编撰者对历史情节编排的需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翻译文学的源文可以说就是过去的历史，文学翻译也就是在书写理解、阐释这过去的历史，这样翻译文学作品就成了历史文本。葛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向我们坦诚了他研究文艺复兴时英国文学的方法：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而完成阐释任务。他补充说道：通过阐释不可能完全重新建立并且重新进入〔英国〕十六世纪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