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后危机时代农信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金融巨人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标志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给我国金融带来了深远影响。现在，金融危机已过去了一个峰值，但农信社（以下简称农信社）的后危机时代才刚开始，如何负重前行，值得有识之士思考与探索。一、目前农信社改革与发展中的主要困难：（一）体制不畅仍旧困扰着农信社改革的进程。就目前省联社的管理体制而言存在着以下桎梏：一是政企不分，较浓的行政管理色彩与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市场化商业化经营的企业远景不符；二是资本约束体系倒挂，各县级联社入股省联社并接受其领导，缺乏科学管理的内生性优势和动力；三是定位不准，虽然中央为做好“三农”和县域金融服务而强调“农信社改革应稳定县域法人地位”，但不少地方在农信社改革法人规模趋大（成立地市级甚至省级农商行以增大资金实力、防控风险能力和社会影响）和趋小（维持县域法人不变，起到“毛细血管”的作用）两条道路上一直摇摆不定。（二）机制落后制约着农信社做大做强。一是经营机制落后，过多的层级管理延长了决策链条和传导路径，导致执行低效；“事无巨细一把抓”的行政式管理模式与商业化经营背道而驰，降低了经营主体应对市场的敏感度、主动性和有效性（喜见湖南省联社ⅩⅩ年77号文件较好地规避了这一缺陷）。二是用人机制落后，目前农信社员工总量虽然不少但普遍存在着年龄偏高、素质偏低、知识技能单一、学习主动性不强等劣势，造成了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迫使有能力的年轻人才沉到基层临柜一线就上不来，长此以往必将人心焕散，造成人才流失。三是思想认识落后，部分农信社将承担的政策性支农任务与商业化经营或混同或偏废，要么办成了“民政所”，要么就“洗脚进城、贪大求洋”褪变成了农村金融的“抽水机”；少数农信社官办银行色彩依然浓厚，还有等客上门、看“天”吃饭，消极应对市场竞争的现象。而与此同时，农村这一传统阵地正不断受到农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挤压、侵占。2008年，农行成立了“三农”事业部主打农村市场，目前正在推行农村小额支付“村村通”工程，已向农村地区投放自助银行、POS机、现金类自助设备、刷卡转账电话等109.9万台，提出了“机到村、卡到户、钱到帐”的营销口号。村镇银行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定位与农信社完全相同，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是农信社最具潜力的同质化竞争对手。（三）风险防控能力薄弱影响着农信社科学发展。经过9年改革，截至ⅩⅩ年末全国农合机构的资本金从1870亿元增加到3458亿元，加权资本充足率从2006年的-4.6%提升到8.7%，不良贷款从7322亿元下降到4204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到7.4%，资产利润率从0.4%提高到0.72%。从数据上看，全国农合机构资产状况虽有明显改观，但相对于新的监管要求和国际标准，尚有很大差距。ⅩⅩ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要求国际银行业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的监管标准，2019年1月1日前全面达标。《协议》提出了新支柱，提高了监管尺度：一是对资本充足率的更高要求。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应从现行4%提高到6%（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此外在正常年份还要持有相应比例为2.5%的留存资本缓冲（计提逆周期准备金），对于“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除了上述要求外还要另设1%的附加资本要求（银监会对农信社改革指引上明确了改制成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下限已提高到10%）。对此，上市银行可以直接融资，而农信社现阶段只能以盈利转增，给资本充足率普遍不足的农信社带来了沉重的经营压力。二是对拨备覆盖率和杠杆率管理更加严格。在拨备覆盖率的基础上，引入动态拨备率指标控制经营风险，同时规定杠杆率不得低于4%，对不良贷款反映不充分、拨备率普遍偏低的农信社提高了监管门槛和改革成本。三是对流动性管理趋严。在现有流动性比率监管基础上，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指标。加之目前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辅以差别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从量价两方面限制流动性。（ⅩⅩ年央行已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2011年前5月，央行已连续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